最新历史的角度来看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历史的角度来看篇一

在我们迎来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当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体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学术上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重要性”是确然的。

乔布斯不是手机的发明者，但正如他在iphone第一代上市时所宣称的：“我们将重新发明手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让手机这样本来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面这张图来自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kpcb（凯鹏华盈）于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根据它的调研发现，人们今天在手机上只有32%的时间是用于所谓“传统的”功能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图中的skype是一种通话软件，本质上也是打电话），而有9%的时间用在收发电子邮件上，12%的时间用于web式应用，47%的时间则在其他各种原来想都不会想到的功能上：地图、游戏、社交网络、各种工具，等等。

虽然这张图所描绘的时间分配是泛指所有手机，但很显然，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从业者都同意，正是因为iphone的横空出世，才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从谷歌的安卓系统，到微软的wp7，甚至逼迫诺基亚放弃了自己的塞班系统。iphone已经俨然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同时，也让手机不能再被简单地称为“移动的电话”，而真的成了“手上的机器”――也是人们最重要的几乎片刻不离身的数码设备。

但是，苹果的辉煌，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和早已故去的`麦克卢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冷热媒介说”看手机

让我们从麦克卢汉本人受批评最为强烈的“冷热媒介说”开始吧。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需要人们高度参与才能完成信息接收的，都属于冷媒介；而相对的，无需人们花费太多额外的注意力就能完成的，则属于热媒介。按照他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因为电视能够提供的形象不够鲜明和清晰，看电视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深入参与，才能重构一闪而过但又略显模糊的图像。而电影则是一种热媒介，它的图像很完整，以每秒24格画面的速度播放，使得看电影的人远比看电视的人“省力气”。

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电视作为一种设备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今天客厅电视越来越像一个“家庭影院”，抨击者认为“冷热媒介”的区分，显得十分怪异和不合时宜。但事实上，麦克卢汉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倒是有那么点十中八九的意味）。冷热媒介并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索过程。电视和电影究竟是冷还是热的，其实压根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个媒介且属于人们惯常使用不可或缺的媒介，不需要人们深度参与，它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而一旦不可或缺的媒介需要人们深度参与了，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麦克卢汉及其身后的媒介环境学所关切的重点。

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根本上是要引出这样四个问题，也就是他的“媒介四元律”：1.这个媒介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2.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或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4.它被极端挤压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或变成了什么东西。正因为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多寡，才会使得这个四元律变得有其意义。而当我们将智能手机放到这个四元律中，就会出现一大堆有趣的思索和探究。

在乔布斯的iphone之前，智能手机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诺基亚是智能手机的第一代王者，但这种王者是建立在本来领域就不大的基础上的。大街小巷的诺基亚手机，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手机”为主。它被人们常用的功能只有两项：通话（听说）和短信（阅读）。

音乐手机事实上让我们的参与度更高（虽然听音乐总的来说是一件参与度不高的事，即便麦克卢汉还把爵士乐分为了冷热两种），因为它需要我们动手将音乐复制进去。音乐手机使得每个人的手机或多或少有了些差别：我的手机里放着周杰伦的乐曲，而你的手机则吟唱着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智能手机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再创造。这类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大批人不断地为智能手机增加新的功能点，这些人被称为“应用开发者（商）”，iphone上今天有40万种五花八门的应用。第二个部分则是大量的使用者去下载这些应用，目前苹果设备上的应用下载已经超过了百亿次的规模。

媒体发展中的两个节点

在整个媒介史的发展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介质和内容的分离”。无论是书本、报刊，还是石碑，都是无法分离的东西。而随后出现的电视机、收音机，乃至mp3播放器、电子阅读器，都使得内容得以脱离介质而存在。所谓的“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中，但“无纸之书”却存在于现实中。

介质和内容的分离，使得内容的传输更有效率。想象一下，把一本书从一个上海人手中转移到北京人手中，势必要发生物体（也就是原子）的位移。而一份电子文档的传输，则是比特式的，无需任何介质的位移。传输效率的巨大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信息复制的轻而易举。

而第二个节点就是介质和应用的分离。电视机作为一种介质，虽然里面播放的内容不同，但都是电视机。两户人家的电视机除了大小、色彩有差异外，主要功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以电脑为代表的介质和应用分离，使得两台电脑的功能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显然和一个专业文字作者的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介质和应用一旦分离，使得大量的数码设备成为“冷媒介”――但这个冷媒介的意思，和麦克卢汉笔下的，已经有些不同，或者说，延展了麦氏的意思。大量的开发者让媒介设备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功能，而更大量的人蜂拥而至，成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而在这个趋势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随身携带的一部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它和3g网络一起，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互联网一次根本性的提升和拓展。它也让社交这个古老的行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各种sns、微博上流连忘返，甚至业界还发明出了“弹性社交”的概念。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整个互联网越来越将“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抛弃。以iphone和ipad为两款重要移动设备为前驱的appstore（苹果应用商店）重新定义了产业界的法则，迫使wintel联盟解体。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手机、钱包、钥匙。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这三样东西似乎一样就够了。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捆绑，能够起到钱包的作用，在机场用手机登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随着物联网的诞生，用手机开门也不会是什么神话。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功用。它已经不再是游离于我们身外的一个配置，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

不要忽略麦氏诊断的警告意味

在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中，从极度悲观的芒福德一翼，到极其乐观的莱文森一翼，麦克卢汉其实是位居中间（但稍稍偏于乐观）的。他的很多探索，被误解为热情洋溢的电子媒介鼓吹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有趣的花边信息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少让自己的孙女看电视）。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如雷贯耳，但同样我们需要注意到，他还说过“媒介即按摩”（mediaismassage）。用按摩这一词，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自己。

他对冷热媒介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一种分析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蕴含多少价值判断。他真正的价值判断在于“地球村”三个字。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体系里，“地球村”指代着一种重归部落化的人类。机械量产时代所造成的面容模糊分裂切割的非部落人，需要重新向部落化回归：一个整体的人。电子媒介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么？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解答（正如他一贯喜欢用警句格言而不做直接判断那样）。虽然电子媒介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大家都在沉默地阅读着长得一样的报纸，但他自始至终是一名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深刻地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信息对我们的作用，故而，我们需要像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换而言之，技术，绝不可被滥用。

很难讲。比如，用手机上微博。这件事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饭店中，几个人坐下来并不是交谈或者开始吃饭，而是各自在那里发微博、看微博。我们可以用手机微博填充我们的碎片化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也正是因为移动微博，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动不动就想去看看微博上有什么新东西。

智能手机更是存在着一些很暧昧的应用，比如“弹性社交”这个类别。这种应用可以让你和周围不认识的人搭讪、社交。听上去不错，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圈，加强我们和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一头扎进数字海洋中不能自拔。但事实却是：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现在被解读成另外一种lbs（locationbasedsex）。我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这绝不是乔布斯自己想看到的。

乔布斯有助于我们咀嚼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他那位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尼尔?波兹曼则写道，“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自麦克卢汉以降，一位又一位的媒介环境学学者在呼吁对“媒介这个环境”的人文关怀和保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数字英雄们的努力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技术的最终走向，不是技术发明者所能掌控的。技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媒介环境学，恰恰不是“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有所谓的“数字鸿沟”学说。但在摩尔定律（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梅特卡夫原则（网络价值等于节点平方）的效用下，数字鸿沟正在慢慢弥合，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数字世界，享受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我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数字鸿沟的宽度可能的确在缩小，但它的深度很有可能在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利弊，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掌控能力。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乔布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他的成功，正如他一贯念念不忘的，的确在改变着世界。然而，确切地说，他提供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工具，至于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改变，已然不取决于他。

今天，我们纪念乔布斯，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延伸的工具。而至于究竟是工具是我们的延伸，还是我们是工具的延伸，则需要我们更加去缅怀和反复咀嚼麦克卢汉，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些已经成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需要看到的是，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一手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派，弥足珍贵的地方。

历史的角度来看篇二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中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混同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对史学的自律性构成了挑战;其实，史学与文学无论在文本上还是逻样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时蕴涵着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时此问题的回答是且只能是矛质的: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论文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教育质量质量评价质量控制

一、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

为什么从后现代主义起笔?原因在于，20世纪后期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和社会思潮，在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推进了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时构成了对历史学独立性、自足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一种内部包含不同思想重心和价值取向的思想潮流。本文不想去涉及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背景及其内部主张，只是试图从一个特殊的批评视野，即史学与文学相比较的层面作出分析，尤其是从史学与文学各自的特异性分析，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

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挑战主要通过20世纪中后期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显示出来。在对历史及史学的认识上，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总之，其目光聚焦于历史的书写，即历史叙事。

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值得肯定的是，怀特对历史叙事的探讨.面向和注重的是整个的文本，因而提出了一些理论创建与洞识。

问题在于，由于史学与文学都离不开“叙事”，怀特的思想立足于史学与文学都依托于“叙事”的基点，并无不当，但又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分析和看待历史写作，把历史写作文学化了，由此提出了史学等于文学的极端性主张。客观上，怀特以其对历史叙事的自由性阐释，对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作了有力的发挥。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贬抑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弱化了历史实在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联，而且混同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由此，构成了对史学的客观性、自律性的挑战。

然而，史学与文学的根本差异本来就不存在吗?还是现代学科与学术的演进导致了这种分野的消失?抑或分野虽然存在，但不再具有什么理论与实践意义呢?皆非也!在后现代话语流行的当下，史学与文学的差别依然存在。只是在时下，这种差别及意义被种种话语所遮蔽，以致于在人们的视野中湮没不彰，因此需要理清。

二、史学与文学:同中之异

在考察史学与文学时，往往首先要涉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类中，文学作为艺术门类，与神学、哲学、美学等一样，被列入了社会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自由构造性。关于文学的自由构造性，韦勒克、沃伦有这样的说明:“小说、诗歌或戏剧中陈述的，从字面上都是不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相当的意义上，尽管有自由构造性，文学也能反映历史。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布洛赫曾发出断言:“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这就是说，历史“进人”了文学。由此，产生了“历史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反映现实上，历史文学的价值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他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李到的东西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会认为巴尔扎克所叙述的表层故事为历史所实有，而应该是指巴尔扎克之作所象征的史实是真实的。顺着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优秀的历史文学，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高于普通的历史著作。

那么，以历史为对象的史学与文学是何种关系呢?

一方面，文学与史学共享一些相同的再现与表现手段。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表征着二者在历史上有不解之缘。如果把历史视为由权力支撑的“话语”，文本作为话语的产物，可以发现历史学与文学的一个相同点，就是它们都不免借助于人的想象。对于历史写作而言，想象对历史的建构未免就是不真实的。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谈到如何写作历史时，尽管主张将“想象”限制在所发现的史料上，以免损害其真实性，但还是肯定了想象对历史写作的意义所在:“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后来，20世纪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巴特对历史学中想象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

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想象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于更为根本。在现代，基于符号学、信息学的观点及对文学本体的分析，有人认为写作是作者“内省的符号化过程，亦即指示自身的一种信息”。这种内省，更凸显了想象对写作的意义。

另一方面，遵循黑格尔不仅要认识事物“异中之同”，更要认识“同中之异”的要求，我们看到，尽管文学与史学共用一些基本的表现手段，但二者仍有原则性差别。它们都既可指向一种写作活动，也会产生一种活动的成果:文本，所以可从两个层面剖析这种差别。

首先，从写作看，史学与文学遵循的逻辑明显不同。历史写作是从“特殊”到“一般”。这种逻辑的含义在于:对历史中普遍的东西，所谓本质、规律等等原理性的知识，是在总结特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后才被发现的。按照现代历史解释学的观点，史家的思考角度、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构成“前理解”的东西、背景性的东西，会对他认识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怀特把同一史实纳人不同的布局中，明显是受文学叙事模式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称为这里所说的“一般”。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在对其处理的历史资料进行叙述之前.的确如怀特所认为的.那样.必须在心中预先形成一种叙事情节和修辞结构，用这种结构去梳理组合纷繁复杂的事实，这就是所谓“诗性预构”。但是，“诗性预构”是一种写作中的行为，并不是历史中的基础事实，更非历史自身的本质与规律(“一般”)。

与史学不同，文学写作是从“一般”到“特殊”。即写作者先有一个普遍模式、一般观念，如某种善恶观念，爱情观念、人与自然观念等等，然后再随机地赋予一定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它遵循的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对文学写作而言，难点并不在于形成某种观念，因为一般人都可能随机产生某种观念，而在于为这种观念找到一种独特的形式，这就是文学的创造性问题。

其次，从文本看，二者的对象有所不同。即史学描述个别事件，文学描述一般事件。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的经典之语依然有效:“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与历史家的差别不在诗人用韵文而历史家用散文……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史学面向“己经发生的事”，“已经发生的事”不能不是真实的“个别事件”，尽管事件的意义可以是多重的、甚至是变化的，但事件本身却不能虚构，所得出的蕴涵也受制于事件的制约。文学，因为它属于艺术，具有各类艺术所共有的本质:象征。在具体特征上，文学是根据‘一类事实’来想象、虚构特殊事实。在深层意义上，这种特殊事实正是一般事件的“象征”，正是“象征”这一本质反映出文学描述的是“一般事件”。正因如此，文学甚至可以不拘泥于真实对象，即纯粹出自虚构。毕加索说:艺术不过就是说真话的谎言。因此，表层的虚构完全可以象征真实的现实与历史，艺术的谎言中包涵着真实。当亚里斯多德说“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时，实际上已深刻地揭示了史学与文学的这种细微然而又相当重要的区别。顺便说明，在亚氏时代，还没有“文学”的概念，因而他所谓“诗学”实际是广义的文学。

例如，《史记》描述的是个别事件，其中的每一篇文本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因此鲁迅赞之曰“无韵之《离骚》”。但从异质性看，《离骚》是文学，《史记》的“无韵”之说，道出了《史记》的弱文学性。金圣叹在比较了《史记》与《水浒》后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一表述，正是从创作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学所作的区分。

因此，史学与文学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借用钱钟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史学与文学“不尽同而可相通”。差别的存在体现出它们各有不同的学科规范。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也坚持历史学的独特性和自身的规范，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我们应该把历史学想象为一种特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想好好的玩它，我们就必须按规则来玩。……真正的与假的相反历史学家是会承认某些客观规则的(尊重证据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进行论证所必须遵守的，而且他就可以由于坚持这些规则而被人所识别。

三、史学的双孟品格

对史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在盛行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的今天，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回答。

其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前者来源于历史客体的先在性、既定性、客观性，后者源自历史认识、历史写作的自由性、创造性，受制于史学主体的意识形态。从对客体的反映看，史学要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说:“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这种观点指明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加工，但并未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在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

正是基于史学的科学性立场，黑格尔认为历史学不外乎是“以外在形象反映概念自身发展过程的科学”。在具体表达上，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写作可以通过文学的一些手段获得表现，从而可以在历史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但历史学并不能归结为文学。

峥世纪的马克思史学和20世纪年鉴学派也都认同一点:人们对历史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年鉴学派对马克思史学有一定继承关系，我们不妨着重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和史学的观念。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歧见纷呈，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历史哲学。受18,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多次场合下把历史看成一种科学。就研究对象看，马克思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探索资本的现象与规律，作为探索成果的《资本论》同时也是对资本的历史学分析，其科学性不仅为19世纪的历史事实，也为20世纪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而其品格是矛盾的。由于这一矛盾性，沃尔什把史学比作数学函数。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史学这种矛盾的品格似乎是永恒的。优秀的史家在运用科学理性的同时又富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将科学性与艺术性融人一体。后现代主义的一大问题在于:对史学的分析，更多地指向了史学的艺术维度和艺术品格，由此使历史与内在于历史的人的思维之间的分裂扩大化了。至于它对历史学之影响的利弊，我们不妨引用一位当代西方学者的一个看法，以供我们借鉴―当代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伊格尔斯明确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批判地审视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但如果而因此放弃理性主义，则会流向“野蛮主义”。

历史的角度来看篇三

a．从审美特性这个角度来说，书法的成就在于它的“美”或由它所激起的“审美体验”；但我们不宜过多地把目光集中于此。

b．书法和写字之间有着朴素的联系，书法从根本上讲也是写字，当书法家把某个字体写到极致，从而使它具有典范的意义时，“写字”就变成了“书法”。

c．书法的美必须遵从汉字的规则，依赖于汉字符号系统的有序性，而不能由书法家凭空创造。

d．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其具体而微的艺术感觉只适合用“高峰堕石”“夏云舒卷”等具体优美的比喻来形容。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汉字系统的高度有序性是指汉字在集体书写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高度有序的偏旁、笔划体系，这一体系即使脱离了汉语，也仍然具有汉字的魅力。

b．汉字既不是象形的图画，也不是抽象的图案，而是一套具有极强抽象性和系统性的符号，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字与书法就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的。

c．书法家把汉字看作不确定的、需要不断反复才能形成的东西，对写字精益求精，这与捡字工人把汉字看作现成的可以消耗的材料不同。

d．随着电脑的普及，书法赖以生长的民间土壤已被摧毁，虽然数码化的'汉字保留了各式各样的字体和书法式样，但书写汉语的终结已经无法挽回。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玫瑰花的能指是作为植物的玫瑰花，其所指是爱情；文字的能指是它作为符号的形态，所指是符号背后的含义。书法家更为关心的是文字的能指而非所指。

b．书法以艺术为目的，书法家正是凭借全然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审美经验”来创作书法作品的，读者也正是以这样的“审美经验”来欣赏作品的。

c．作为书法基本造型的“材料”，汉字具有超越汉语的独特魅力，因此我们即使看不懂一幅书法作品的内容，也有可能被它生动显现出来的形态美而感染。

d．汉字变得越来越像纯粹的记号，书法变得越来越像脱离语言的图像，这两种现象本质上是一样的，都背离了以写字为美的文化生活形式。

参考答案：

1d（“只适合……比喻来形容”说法过于绝对）

2.d（“书写汉语的终结”说法过于绝对，“已经无法挽回”无中生有）

3.b（曲解了文意）

历史的角度来看篇四

从目前我国电视新闻节目的构成来看，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动态新闻及信息类节目占新闻播出总时数的几乎三分之二；余下三分之一分为两类，一类为专题片，其中又分为不定栏目的和有固定栏目的两种。后者有如《华夏掠影》、《祖国各地》、《民族之林》、《地方台30分钟》等。另一类属于杂志性节目，而这些节目又多为某专门内容而设，如《社会经纬》（法律行）、《科技时代》、《世界各地》等。只有《观察思考》是社会主题的综合性内容的节目。

从这一新闻格局上可以看出，我们目前缺乏的是综合性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栏目。我个人认为深度报道从形式讲接近专题片，在内容上也有交叉，但却并不等同于专题片。它的内涵比专题要小，只有有关社会热点与新闻热点的深入报道才属彼列。而它同时也就分为社会主题的深度报道与新闻主题的深度报道两种。前者侧重于社会意义而与具体新闻可近可远；后者则是与新闻报道紧密相连的，是对重要新闻事件的展开报道。从时间安排上看，前者可一周一次，单篇篇幅可较长；而后者宜多，最好一两天一次，每篇篇幅可稍短。在报道上，后者应比前者较少主观因素。这作为一种较为理想的报道格局。

只有长短搭配才能使迅速与深入相得益彰，使得新闻对生活的反应更全面、完整、更有利与观众的接收理解，保证靠电视获得新闻的人的信息结构合理，详略得当。我国受众对信息高度系统化的深入报道的需求，左翼从《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以及后来的其他政论片播出后引起的轰动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从电视新闻采编机构来说，只作动态报道，也对采编人员构成很多限制，使他们常有无法施展的感觉。而目前我们的专题片，虽然也不乏长篇大作，有些也受到欢迎，但是总的来说内容形式与现实生活都还有一定的距离，因而使它们的接收率受到影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我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社会与受众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受众增多，接触媒介时间增加。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已达到两亿多台，即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拥有有接收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大市场；受众接触电视媒介的时间在逐天增加。2.社会变动速度加快、幅度加大、新事物不断涌现，新观念层出不穷，社会信息量骤增。3.群众的社会参与程度提高。他们走出原先的狭小天地，走向社会，投身改革，建立起越来越广泛的社会交往，给予政治、经济生活以越来越深入的影响。4.社会管理方法改变，舆论监督地位上升，群众实施的对方方面的监督越来越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电视要适时转换功能，反应社会要求并予以恰当引导；否则就会降低舆论作用的力度，从而降低社会控制能力，甚至会给改革带来麻烦。

社会变革对于媒介发展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70年代末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孕育成熟了报纸的深度报道。我们也应该抓住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时机，使我国的电视新闻早日成熟。

从世界范围来看，电视文化具有很强的国际化倾向。报刊很难走出国门，而国际间电视市场的争夺却异常激烈。现在竞争的热点已从美洲、欧洲渐渐转向了亚洲。这个大北京对我国电视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一方面是受众的“饥渴”；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大量涌入，这些节目的精湛技法及表现力更强化了国人的要求。

对此，我们电视界要有清醒的认识、有危机意识，并要下决心背水一战。我们要拿出高水平的作品满足国人的要求，并投入国际电视竞争，在世界电视市场上争得我们的一席之地。这里面既包括戏剧，文艺作品也要有新闻节目。以此振兴民族文化，引导社会舆论，在变革中引导全国人民健康地走向小康生活。这是历史赋予电视界的重任。而电视新闻发展的重点应是深度报道，时代在呼唤电视新闻深度报道。

时代呼唤电视新闻深度报道: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我国的电视新闻

历史的角度来看篇五

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的产权不明晰,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导致高等学校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混乱,违纪违法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高等学校甚至出现财务危机。要想解决此类问题,就必须从明晰高等学校的产权入手,建立起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本文从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关系的角度,分析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应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以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确保我国高等学校的改革健康有序进行。

一、治理结构的约束机制和我国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分析

股份制自产生之后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中都得到了推广并日益成熟,并被证明是最成功的和最具效率的组织形式,我们应当对规范的治理约束和运行机制进行系统的分析,找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

(一)股权集中度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国有产权一股独大的现象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国有产权带有社团产权或集体产权的色彩,但事实上任何公民都不能行使对国有资产的产权权项,国家产权的特性导致高等学校管理者“越位”和“错位”的现象并存,委托代理成本增高,甚至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而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

(二)投资者的性质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高等学校的投资者可以是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性质是对股权结构质的体现,在研究中多用国有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反映各类投资者的影响。guercio和hawkins通过实证研究后认为机构投资者提交的议案在治理机制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曹廷求和孙文祥认为,如果国有股比重大,出资人并未真正到位,就会形成实际上的内部人控制,同时,由于国有股股东的绝对控制地位,市场潜在竞争者对国有股东形不成威胁,使得治理约束机制中的竞争者约束链条发生断裂,从而影响治理效率。

(三)管理股权对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管理股权与组织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组织的治理效率就越高,绩效就越好,但在我国国家产权占主导地位的高等学校,没有管理者股权或高层管理人员持股的比例非常低,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在精神激励效用日益下降的情况下,有效合理的物质激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对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严重不足,亦会导致治理机制效率的低下。

二、对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产权改革问题的思考

建立现代高等教育的关键是实现产权明晰化。在我国产权模糊虽然表现在民办高等学校上,但重点是在公立高等学校上。这正如企业产权明晰问题不仅存在于私人企业中,而且更主要是存在于国有企业中一样。研究高等教育产权明晰问题更应关注的是公立高等学校,只有这个领域的产权问题取得了突破,才能真正说我们开始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产权制度了。只有将高等学校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潮流中,高等学校才能健康发展。因此,按照国有企业改革模式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使高等学校政企分开,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才能使高等学校资源得以合理配置,使高等学校能够良性发展。

(一)逐步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的转变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结果,是促进并推动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实践表明,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解决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1、国家绝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转轨期,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还不能完全实现以价格为信号的资源配置。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初期,考虑到我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公立高等教育在我国教育中所处的非常重要的位置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的相容性,其股权结构应采用国家绝对控股的方式,这种股权结构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优制度安排。

2、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公立高等教育真正转化为现代教育体制,国家绝对控股的制度安排将逐步暴露出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此时,应当通过国有股减持的方式逐步向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转化。

3、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公立高等教育的产权制度改革要兼顾中国整体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和制度突破的最终目标,在中长期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可逐步推行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二)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

在实现公立高等教育股权结构多元化的过程中,应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选择时应考虑其投资的稳定性、独立性、实力和信誉,目的在于保持治理结构的稳定。在引进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的选择上,非国有法人优于国有法人,境外的法人优于境内的法人。通过引进国际化人才,提高高级管理层的国际化程度,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战略投资者。

(三)加大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

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治理效率就越高,高等学校绩效就越好。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物质激励的手段过于单一,主要以短期激励如工资和福利激励为主,缺乏长期激励手段;二是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三是公立高等学校中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激励现象。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高层管理人员,其收益以合同性收益为辅,而以控制权收益为主,控制权收益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的不合理的收入结构是公立高等学校无法摆脱政府干预的主要原因。而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持股,可以使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减少道德风险,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对于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股权结构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管理股权和各类投资者性质。本文在对治理约束的运行机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后,从股权结构的构成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我国高等学校基于股权结构的改革方向进行了探讨,得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股份制改革应遵循演进主义的方法论,由国有产权绝对控股逐渐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股权结构转变,同时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提高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可以有效地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