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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优质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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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政策课论文
摘要：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在这样一种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和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由于大学生主体的政治观处于成长期的不稳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极端倾向，而当前形势政策教育有其自身的突出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形势政策教育的重大现实意义也不允许有任何的忽视。因此，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势在必行。本文主要从四方面论述了对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形势政策教育，大学生，加强，必要性，重要性。
感慨之余，我们不禁反思自身。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在这样一种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和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都急迫地为自己充电，以追上时代的快船，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当代的大学生们更不愿脱离火热的社会生活而封闭在温凉的校园里，不愿逃避时代的烈阳暴雨而紧缩在安静的学校里。他们需要了解社会，了解时代，了解世界，需要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中去，他们时刻关注着形势政策的变化，他们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关联。五十年弹指一挥间，祖国发生沧桑巨变，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作为信息时代的主导，他们肩负着前所未有的责任，他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着，他们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奋斗着。没有硝烟，没有战场，但不会没有牺牲，不会没有输赢。青年一代的大学生肩负着创造未来的历史重担，只有关心国际国内的形势，理解和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的素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成长为支撑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强林的顶梁柱，成长为敢为天下先、勇于盛世弄潮的骄子。
形势政策教育是对国内外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重大决策的性质分析和理论阐述，帮助人们了解国内外时事形势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所以搞好形势政策教育是舆论引导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加强对大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则是这种舆论引导的题中之义和极其关键的一环。
一、从大学生的思想特点看加强其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
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决定了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势在必行。关心政治是当代大学生思想的主流。但大学生主体的政治观尚处于不稳定的阶段。在参与意识增强的同时，容易出现两种倾向，即偏激化倾向和淡漠化倾向。一方面当代大学生热爱自己的祖国，强烈要求祖国富强，将自己的命运、前途和时代、社会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真心实意地希望祖国稳定，但往往急于求成，容易产生偏激情绪；另一方面富有创造和革新精神，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接受信息和新事物快，但思想较敏感，缺乏社会经验，是非观念及鉴别能力差，也容易导致偏激情绪的出现。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由于大学生生活的圈子相对安静、相对简单，也使得他们很有可能萌发一种等待呵护、等待关注的心态，从而导致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不去主动关心政治，不去主动关心形势，不去主动接受形势政策教育，产生一种淡漠倾向。这两种倾向都是政治观不成熟的表现。因此，只有加强形势政策教育，才能让他们认识到，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取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靠自身的奋斗，靠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努力，需要一个艰苦的长期过程，决非一蹴而就。必须使大学生的政治观建立在客观、现实、理性的层面上，有机地构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内容，进而确立形势政策教育在大学生政治观中的重要地位。形势政策教育正是要向大学生讲述国家面临的形势和党与政府制定的政策，是新时期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二、从形势政策教育的特点看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
任何事物既具有共性，也有其个性。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法律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等。形势政策教育作为其中一种，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有共性的一面，但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1、内容推陈出新。
国内外形势瞬息变幻，政治形势、经济形势风云起伏，新的政策相继出台，使得形势政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时常更新，与时俱进，与史俱进，与事俱进，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时代性，并带有一定的及时性。
2、密切联系实际。
形势政策教育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紧密结合当前国内外大事，讨论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无疑必须紧扣实际，重要的是还必须密切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联系的时事与政策是具体的，但教育的着力点是通过具体事件和时事的分析，掌握正确的分析形势、理解政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这种具体的量的积累使大学生达到抽象的质的变化，从而使他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突发的、复杂的、重大的形势都能坚定正确的立场，支持正确的政策方针。
3、稳定性与变动性。
无论是国内外形势，还是党的方针、政策，它们既具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具有不断变化的一面。不变的是其性质、根本目的和规律性，变的是具体的操作方式、手段和内容。形势政策教育必须反映和体现出其内容的这种双重特点，即：既要具有一定的计划性、系统性，又要具有鲜活的时代性、紧扣时代的脉搏，体现出其敏感性和灵活性。
形势政策教育的这些特点，既暗含了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也对现阶段形势政策教育提出了方法论要求，尤其是对人格塑造正在进行中的大学生来讲，更加突显其紧迫性。一旦我们忽视了这些特点及其内敛的方法论要求，就会导致大学生与时政脱钩，扼杀青年大学生的热情和信心，甚至会导致根本性的方向错误，其后果不能也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忽视。
三、从当前形势政策教育存在的问题看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
形势政策教育是一个鲜活的东西，既需要“鲜活”的人来操作，又需要“鲜活”的思想来指导，还需要“鲜活”的方法来保障。然而，当前的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尚存在许多不“鲜活”的地方，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研究存在滞后性。这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没有按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内在规律对其实施过程作一个远景规划和预测；另一方面是对突发时事的反应不够快速、敏捷和准确，从而导致大学生在新形势下并未得到应有的教育，而在“形势”已成“旧势”时又被迫接受不再“鲜活”的教导。
二是对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前沿问题的把握和突破不够。这个问题的产生与上一个问题的产生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不怕大学生了解真相，应该对前沿问题进行大胆地剖析，公正地摆明，客观地对待，鼓励大学生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然后用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来规范，让青年大学生自己做出我们期待的正确的选择，应该对大学生的是非感、国家感、民族感给予一定的信任。
三是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有一部分教育者惯用的形势政策教育方式就是大学生们联合起来，像“布道”一样进行填鸭式的说教，教育者唾沫横飞，而被教育者则仿佛被托入思想的空中楼阁，其效果可想而知。
四是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方式、方法有待提高。
形势在发展，政策在变化，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大学生也随时代的不同有着不同的成长特点。旧的方式、方法已经与之脱节，明显滞后，亟需改进和提高，建立更为科学的一套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方法体系。
四、从对现实的意义看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性。
重视形势、政策的宣传教育，是我党的优良传统。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有专门工作小组在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大学生中间宣传党的政策并领导学生运动，12月9日，北平(北京)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它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1988年胡启立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青年一代尤其是大学生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崇高的理想，始终保持旺盛的爱国主义热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功立业。青年一代要把改革作为自己的事业，支持改革，参与改革，为深化、加快改革出力献策，要把自己同时事联系起来，把自己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1998年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向青年学生提出“四个统一”，即“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理论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社会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新人观的思想。一代代领导人的丰功伟绩，见证了形势政策教育对现实具有重大意义。
立足于知识经济的今天，当代社会正面临两大层次的转型：一是中国正经历着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转变的特征之一是由封闭到开放，反映在学生思想上便是由单纯、守旧转为复杂多变，人们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二是当代青年学生正经历着能力转型，即随着素质教育逐渐深入人心，大学生从追求书面考核的高分数转向提高综合能力。当今的形势昭示人们，历史的车轮已跨入新的世纪，其特征是呈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形势变化很快，每天都有重要事情发生，身处改革开放浪潮的青年学生，要跟上形势，就必须认清形势，研究形势，因而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渐凸显。
首先，有利于面向现代化，展望祖国美好前景；坚定信念，提高政治鉴别力。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就在于教育学生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正确分析当今国内外时事现状和发展态势，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渗透在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具体政策的理解之中。明确历史责任，紧跟时代步伐，确立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
其次，有利于面向世界，洞察发展态势；开扩视野，明确奋斗目标。当今世界是一个高速发展道路充满竞争的世界，纵览世界格局发展趋势和国际风云变幻，认识我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了解我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把握我国的国情民意，从而明确自己的成才方向与奋斗目标。
再次，有利于面向未来，强化新世纪意识；审时度势，适应世界潮流。二十一世纪，信息作为支柱产业空前发展。新世纪的青年学生肩负着时代重任和历史重任，要在二十一世纪有所作为，就须对稍纵即逝的信息识得准，抓得住，为我所用。因此，需要走向社会，认识国情，了解世界，洞察未来，端正成才起飞的航向。
充分认识到了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用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鼓舞爱国热情，用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机激励爱国斗志。同时让大学生掌握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培养他们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引导他们学会判断形势变化带来的利弊得失，善于捕捉因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事态中，能够当机立断，随机应变，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不断提高分析问题的决策和应变能力。
处在纷繁变幻的信息时代，担当未来社会的开拓者，当代大学生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春意盎然的花季正是他们茁壮成长的契机，微风拂面的温暖，为片片绿叶带来了勃勃生机。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学生是时代的主导，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这样一批思想睿智、精力充沛的群体。因为他们的存在，单调的社会多了几分绚丽；因为他们的勤恳，平淡的社会添了更多繁华；因为他们的激情，东方巨龙再次腾飞，盘旋世界的上空。这个春天已经来临，让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风吹生这象牙塔里的新叶！
参考文献：
[1]王桂霞李培苍：《浅论形势政策教育》，选自《临沂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7]李金池：《思想政治工作文集》，法律出版社，1991年5月版。
中美关系字论文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下）。
既不要孤立和放弃中国，又要中国服从美国的领导；既要中国的经济开放而从中国获得利益，又要防止中国的崛起而挑战美国。这需要小布什政府走一条与克林顿时代不同的路线。实际上，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经济交往为主的中国政策已经成了布什新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反思克林顿时代的对华政策。简单地说，对小布什政府来说，旧式的“围堵战略”不太现实，而克林顿的“接触战略”又太理想。结果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thirdway)的出台。
“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介于“围堵”和“接触”之间的战略，或者说是“围堵性接触”(congagement)。这种理论提出后，经美国一些战略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已经比较系统化，也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这种理论的大致内容是：在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遏制中国，避免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在围墙中国的“威胁”方面，美国新政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结盟。美国要保持其霸主及其领导世界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美国国内的各个方面的发生衰落，其地位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美国会继续努力保持其在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用高科技来促进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会进行诸如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项目。
结盟正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结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巩固原有的联盟，二是指建立新的同盟。结盟对美国的意义重大。第一，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时，美国就要考量另外的手段来扩张其影响。自卷人世界事务以来，美国一直在组织国际秩序方面起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许多国际组织是在美国直接的参与和领导下产生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一直是美国用来扩张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渐渐地，美国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内部的“异见”声音越来越多，用这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不象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尽管美国还不会放弃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扩展本身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上，美国很显然地向同盟政策倾斜，即通过和美国的盟友合作而非联合国来达到其目标。
第二，结盟是美国让其盟国分担新冷战所需要费用的重要手段。联盟对其受惠者来说就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good)，要维持这种公共物品需要大量的费用，但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各成员国都不愿意提供应当所分享的费用，而只想得到更多的服务和利益。对联盟盟主的`美国来说，能否维持这种联盟，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不断提供费用来支持公共物品，而且在于其是否有能力让其成员国来分担维持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费用。在分派费用方面，美国迄今为止还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都是让其盟国分担着维持美国影响力的费用。如果美国要开始新冷战，结盟还会得到加强。
第三，结盟可以起到直接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的做法是想和中国周边所有的重要国家结盟(至少是改善关系)，并且考虑把军事重点从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这种新同盟一旦形成，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掌上之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确定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四个主要热点，即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南亚。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直接的中国问题，而其他两个热点也直接和中国有关。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保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就要解决中国问题，这是美国各方面的共识。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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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字论文
摘要：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摘要]近年来，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美国政府采取了削减预算赤字等措施来缓解国债剧增的压力。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自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事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世人瞩目。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资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同时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议题产生了广泛的重要影响。
一、美债问题的产生及其严峻性。
1.美债问题的产生。
由于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内长期的高消费和低储蓄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常年保持经常账户赤字与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造成国债规模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里，低利率政策下美国过度的家庭消费和政府支出助推着经济增长。此间选举政治导致福利支出有增无减、布什政府大幅减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战费高昂，加之次贷危机后政府急救规模浩大等因素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居高不下。
据美国白宫办公室统计，联邦政府财年尚有128亿美元财政盈余，次年即出现约158亿美元赤字，到财年赤字已达1413亿美元，其后略微下降为财年的约1230亿美元。[1]贸易赤字的长期化加剧了美债困局。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了美国国内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经济结构的制约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状况难以扭转，外资注入又助长借钱消费的膨胀。
据美国财政部公债局统计，美国国债约为5.8万亿美元，截止3月6日总额已累积至约15.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持有4.74万亿美元，公众持有10.76万亿美元。[2]另据经合组织统计，相比，美国的gdp增加了约30%，同期美国国债总额却增加了118%。[3]一国不可能长期维持债务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状况，否则将导致国家收入越来越多地用于偿还债务本息。虽然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较高的政府开支和较低的税收政策，通常会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复苏，但这一政策也导致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上升，进而制约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应对突发挑战的能力，并有可能导致突发性财政危机。
2.美国政府减赤政策及其效果。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通过提升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上调国债上限、削减政府预算等措施，遏制国债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中，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相关措施目前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较大影响。
即使大力压缩军费开支恐怕也仍然不够。虽然美国政府力图通过削减自主性预算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缓解、改善国债状况，但法定支出特别是医保支出的增加无法遏制。由于国民平均寿命的延长及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未来数年符合医保条件的老年人数量会激增。国会预算局在20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医保支出占gdp不足5%，预计到2050年前后，这一开支将占gdp的12%左右。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医保支出的增速将继续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7](p82)如果不对医保政策采取结构性改革，降低支出的增速，将无法彻底解决美国面临的债务困局。所以，美国政府减赤计划的实际效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3.美债问题的严峻性。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的信用一直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信用担保。美国受益于美元的全球交易媒介地位，能印钞消费而不用付息，即行使铸币税特权;还可通过发行美元的方式偿债、付息或直接“借新债还旧债”。这也是美国可以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并转嫁危机代价的原因所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直接导致美债价值“缩水”。此外，2011年8月2日前夕美国国会两党的国债上限之争及其后标普公司调降美国主权信誉评级的举动，加剧了全球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对美债信用状况的担忧。
随着近年来美元逐渐贬值，作为美国最大债主的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收益状况和总体价值已接连遭受损失。据测算，中国在—年间持有美国国债的利息名义收入约为1563亿美元，但考虑美国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化等因素，实际利息收入只为名义收入的一半左右。[8]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止年5月，中国大陆持有美国国债约1.17万亿美元，这一比例约占外国持有者份额的23.1%。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或美债出现信用危机，则中国国家财富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
中美关系字论文
“习特会”指引中美关系未来“一带一路”合作可期。
适用话题：一带一路、社会时事、安全关系、中美关系、人文关系。
“习特会”有何重大意义。
此次“习特会”是美国新政府就任以来的首次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关系也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关口。两国元首的良性互动，不仅可以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找准定位，而且能够向世界传递出积极信号。
习近平与特朗普此前曾两次通话，就中美各自核心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半个月前访华期间，也明确表示美方愿与中国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积极关系……系列互动使得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再次得到了确认，也为此次“习特会”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在此基础上，双方领导人保持密切接触，通过坦率的对话和沟通，对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管控分歧有莫大好处。有学者指出，两国元首的会晤对中美关系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表示，此次会晤最大的意义在于，习近平与特朗普对新时期两国关系大方向和战略原则进行“顶层设计”，为两个大国在国家利益方面找到融汇之处，为双边关系确立明确航线。
此外，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在特朗普的私人庄园举行，双方领导人可以在更加放松的状态中深入了解彼此，有助于解决复杂的外交问题。美国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也表示，这次会晤将为特朗普与习近平建立私人关系提供一个机会。
“习特会”将谈哪些话题。
除了此次会谈的重要意义，外界更加关心“海湖庄园会”会触及哪些话题，谈出什么样的成果，并对国际局势产生何种实际影响。
可以预见，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经贸关系将是“习特会”的重点话题之一。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高级顾问肯尼思·加斯特曾表示，特朗普对于“贸易不平衡问题”十分关切，他会与习近平以“坦率”而“有效”的方式进行对话，探讨处理公平竞争、贸易壁垒、市场准入等问题。
实践证明，中美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市场选择已让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3月31日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能够妥善处理好经贸摩擦，不断做大中美经贸合作的蛋糕。”这一表态已清晰表达了中方对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立场和决心。
中美曾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框架下密切协调，中国为斡旋朝美接触、推进六方会谈倾注过全力，也为制定并执行安理会决议做出了贡献。而随着朝核问题形势的变化，中美需要重新界定彼此角色。对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中方愿做一名“扳道工”，把半岛核问题扳回到谈判解决的轨道。
此外，中美关系的内容还包括安全关系、人文交流等。在国际和地区事务方面，两国在反恐、气候变化等领域也有十分广阔的合作空间。有学者指出，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合作对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意义。
总之，作为元首级别的会谈对于创造对话机会、建立合作框架十分重要，具有其他层面的交往不能取代的地位。而对于具体的问题，将会由两国相关职能部门、既有渠道和机制发挥各自的作用。
“一带一路”，中美合作可期。
“一带一路”是当前世界热议的话题，很大的可能性将会被此次会谈提及。“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且并不局限于沿线国家。版权属于中国，收益为各国共享。毫无疑问，美国企业也可参与到“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并从中受益。
不可否认，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仍然抱有疑虑，担心中国这一倡议提出的背后会有更多的目的。但实际上，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惠及多国，而且是包容性的多边合作，已经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支持，美国也应该正视这一事实。
特朗普在上台后的百日施政计划中提出美国能源与基建法案，利用税收减免来鼓励公私合营与吸引私有资金的投资，并在未来十年内对基础设施项目投入一万亿美元资金，项目预期将达到收支平衡。在这方面，中国显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预计，美国对“一带一路”持开放态度。特朗普不一定会对“一带一路”表态，但可能会换一种方式参与“一带一路”。
在国际社会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两国唯有同舟共济，才能共克时艰。
正如习近平主席曾说过的，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
中美关系字论文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下）。
既不要孤立和放弃中国，又要中国服从美国的领导；既要中国的经济开放而从中国获得利益，又要防止中国的崛起而挑战美国。这需要小布什政府走一条与克林顿时代不同的路线。实际上，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经济交往为主的中国政策已经成了布什新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反思克林顿时代的对华政策。简单地说，对小布什政府来说，旧式的“围堵战略”不太现实，而克林顿的“接触战略”又太理想。结果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thirdway)的出台。
“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介于“围堵”和“接触”之间的战略，或者说是“围堵性接触”(congagement)。这种理论提出后，经美国一些战略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已经比较系统化，也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这种理论的大致内容是：在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遏制中国，避免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在围墙中国的“威胁”方面，美国新政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结盟。美国要保持其霸主及其领导世界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美国国内的各个方面的发生衰落，其地位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美国会继续努力保持其在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用高科技来促进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会进行诸如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项目。
结盟正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结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巩固原有的联盟，二是指建立新的同盟。结盟对美国的意义重大。第一，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时，美国就要考量另外的手段来扩张其影响。自卷人世界事务以来，美国一直在组织国际秩序方面起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许多国际组织是在美国直接的参与和领导下产生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一直是美国用来扩张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渐渐地，美国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内部的“异见”声音越来越多，用这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不象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尽管美国还不会放弃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扩展本身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上，美国很显然地向同盟政策倾斜，即通过和美国的盟友合作而非联合国来达到其目标。
第二，结盟是美国让其盟国分担新冷战所需要费用的重要手段。联盟对其受惠者来说就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good)，要维持这种公共物品需要大量的费用，但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各成员国都不愿意提供应当所分享的费用，而只想得到更多的服务和利益。对联盟盟主的美国来说，能否维持这种联盟，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不断提供费用来支持公共物品，而且在于其是否有能力让其成员国来分担维持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费用。在分派费用方面，美国迄今为止还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都是让其盟国分担着维持美国影响力的费用。如果美国要开始新冷战，结盟还会得到加强。
第三，结盟可以起到直接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的做法是想和中国周边所有的重要国家结盟(至少是改善关系)，并且考虑把军事重点从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这种新同盟一旦形成，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掌上之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确定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四个主要热点，即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南亚。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直接的中国问题，而其他两个热点也直接和中国有关。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保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就要解决中国问题，这是美国各方面的共识。
那么，如何联合亚洲其他国家来围堵中国呢?这里有几层意思。首先当然是和美国传统的亚洲盟国，主要是日本、南韩、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小布什已经表示要重新评估和日本的关系，强化和日本的关系。第二层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鉴于中国的重要性，美国不会一边倒向台湾，就是说不会为了台湾而牺牲和中国的利益。但同样，美国也不会对中国同情多少。美国的最好政策是保持台湾海峡的现状。只要台湾保持现在这样的事实上的独立，美国就达到了制衡中国的目标。第三层就是联合中国周边其他国家，如外蒙古和印度等来制约中国。实际上，对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美国在近年来已经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这方面的努力在得到加强。
二．中国应对策略中的几个问题。
如何回应世界体系和美国的挑战?对中国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和艰难的课题。应当指出，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作冷静的观察并不是没有理性。美国新政府似乎做好了和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准备，但在很多方面部是远离现实。中国没有必要对美国的任何动作作立刻的反应。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不应当就其国际战略做什么。现在正是反思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时候了。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战略，必须获得一种远视(vision)。
邓小平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际战略为中国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没有邓小平的这种具有远见的战略，中国不可能取得象今天那样的建设成果。但在这种战略下，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低姿态的外交政策，其外交越来越充当一种可以称之为“救火队”的角色。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中国政府调整外交来迎合他国的需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具体问题的反应替代了对长远外交战略的追求。而缺乏一个与时俱进的总体外交战略，对具体外交问题的处理往往不得要领，失去方向。这种情况的继续只能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处于一个越来越被动的地位，中国不仅很难得到中国应当得到的国际空间，更严重的是，其本身的发展会受到强有力的遏制。中国应当、能够制定什么样的国际战略不是笔者力所能及的，这里只就一些中国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1．中国和世界体系问题。
在中国制定国际战略时，中国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和世界体系的关系问题。中国面临的不是应当接受这个体系还是拒绝这个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的选择可说是极其有限，除了接受这个体系外，中国别无他途。中国所有的选择就是在接受的前提下考量如何接受及其他的问题。
军事组织。中国甚至已经签署了历来非常敏感的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即《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已经经全国人大批准而生效。
但是，中国进入这个体系不是只有利益而无代价。在中国努力进入这个体系的过程中，这个体系的现存领导者美国和西方纷纷向中国漫天要价。这就引出了中国各方面对中国要不要加入这个体系的疑问。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因为美国是这个体系的霸权式领导者，我们就要拒绝这个体系吗?中国能够拒绝这个体系吗?且不说拒绝这个体系所带来的经济代价，中国要这样做面临着巨大的和非常现实的困难。这个体系的领导者美国不会容许中国这样做。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美国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履行这个体系的“使命”。美国不这样做，另一个国家也会这样做。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是绝对不会让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和拥有可以威胁其安全的核武器的大国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的。美国的目标是在体系内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挑战美国，对其霸主地位构成威胁。
退一步言，即使美国容许，中国也没有条件来退出这个体系。中国有过去深刻的历史教训。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既不满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也不满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体系，而是想通过输出中国式共产主义革命的方法来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准世界体系。建立这个体系的努力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且它所留下来的阴影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毛泽东建立自己体系的实践和邓小平和世界体系整合的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同的实践传达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即只有进入这个体系，然后再努力往这个体系等级的高处爬，这是中国能够脐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唯一的途径。
中国也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组织属于自己的国际空间。中国没有足够的经济技术实力和美国搞美苏冷战那样的新冷战。美国或许希望中国能够象前苏联那样，通过无限的军事建设和扩张，最终走向经济的衰退。实际上，这是美苏冷战结束后，一部分美国人的设想，而邓小平的远见没有使中国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路线。除了有限的经济和技术资源以外，在“软权力”方面更不能和美国相比。“软权力”指的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要组织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空间，软权力在很多方面比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力量更重要。没有软权力，就很难在国际社会产生共识和认同，就不会有任何凝聚力。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美国式的价值观，美国也是今天世界软权力的中心。现实地说，我们要让国际社会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可能还需要很大的努力。
不管怎么说，中国既不能退出这个世界体系，但也不能完全无条件地接受它，中国理性的选择是“表达”。就是说，中国接受这个体系，但要改革这个体系，让这个体系更能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和美国进行美苏冷战式的新冷战，又可以在体系内和美国进行或者是合作，或者是对抗。进入体系并不是说中美之间就不会有冲突了，即使中国成为了美国所希望的民主自由国家，中美之间的冲突还会存在。只要存在着国家，冲突就会不可避免。中国进入体系的主要目标一方面是避免被孤立的危险，另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阵地，结成体制内的“统一战线”而抗衡美国。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体制之外，中国很难利用美国和欧盟、日本等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进入体制后，中国的能动的余地会比现在大得多。
问题是中国如何表达自己的“声音”?从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案例上，我们已经看到，尽管中国的经济力量迅速崛起并对世界经济体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因为身在体制之外，中国很难对国际体系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中国所能运用的策略是有选择地接受，或者说，在总体接受的基础上，拒绝一些明显对中国国家利益不利或者中国目前不具有条件接受的规则。总体说来，经济接受多于政治接受。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本身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上和世界的整合已经是不可扭转。中国政府不仅接受了世界体系的价值和规则，而且早已经开始调整和改造中国的经济制度以适应世界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接受了联合国两个权力公约，但在制度建设层面还是流离于世界体系之外。这在人权和民主相关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在政治方面，中国并不能对世界体系全盘照收，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调整自身的政治统治体系。调整统治体系的需要并不在外来的压力，而是内部需求。很显然，如何调整统治制度使其和新兴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乃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2．经济优先、政治组织和国际空间问题。
中国的国际战略只有考量到了接受世界体系这个条件，才和中国领导人一贯以来的经济优先战略并行不悖。中国如果要继续发展国际空间，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也直接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或者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经济力量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影响力，没有一个大国会看重一个经济萧条的中国。再者，不仅中国能否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取决于持续的经济发展，许多国内问题的解决也取决于此。如果经济发展出了问题，许多内部问题和潜在的矛盾就会浮现出来，对内部秩序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影响中国的外部影响力。
但是，应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自然地给中国带来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空间。中国的国际战略要以经济为中心，这并不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中国就会成为世界强国了。前面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加民族国家在西方力量的扩展过程中的作用无非是想说明单一的经济因素不足以争取中国的国际空间。当我们说经济的发展扩展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时候，指的是由经济因素所产生的自然的影响力。这种自然的影响力缺乏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对外在世界产生消极的影响。经济的发展要由政治来保护，经济的扩展要由政治来组织。
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具有了现实性。中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本并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市场经济的扩展性最终并不会比美国的逊色多少。当中国大力吸收外国资本的同时，中国本身的资本也在加快流向海外。只要哪里有利可图，资本就会流向哪里，这是不变的真理。中国能怎样保护我们的海外的利益呢?这个问题的尖锐性会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深度发展和资本的外流越来越突出。
外界的概念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一定会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再者，中国经济力量的外部影响也已经在客观上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做什么的要求。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一向都采取低姿态的政策。这使得外在世界不知道中国要做什么。于是，就有各种“中国威胁论”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和重复。
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首先是力量组合方面的困难。一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力量的包括硬力量诸如军事、技术和经济力量，也包括软力量如意识形态和大多数国家认可的价值观等。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力量组合的不足是显见的。中国如果一方面不能创造出可以让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那么，在软力量建设方面会变得极其困难，其国际影响力也会受到诸多制约。现在，很多国家只是把中国认同为一个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市场。这种认同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认同不是可以同日而言的。
其次是力量组织方面的困难。美国等西方大国非常清楚国际力量是需要组织的，也懂得如何组织其海外力量。美国人经常在鉴定和其国家利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积极从事合作、联盟的事宜。但中国在如何组织国际力量方面显然是很贫穷的。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对遭受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无疑是重要的。当时很多亚洲国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希望今后中国至少在地区事务上起更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不知道把已有的影响力加入组织化和制度化。结果是让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占据了本应当属于中国的国际空间。
再次是现代国际关系思维方面的不足。基本上，中国人还是受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的道德优先思维的影响，对现代国际关系权力政治既不屑一顾也不加以重视。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当所有其他国家都顺从权力政治的时候，中国就很有可能沦为自己传统的受害者。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是各主权国家竞争国际空间的结果。中国显然没有这个概念。当其他国家竞争国际空间的时候，中国时常把应当属于自己的东西谦让给他人，企图从中得到道德上的回报。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当其得到中国“谦让”出来的国际空间以后，非但不会回报中国，反而用此来惩罚中国。又举国际或者区域组织来说，中国很少采取动议。当一个国际或者区域组织成立之时，中国往往首先采取抱怨的态度或者反对。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中国最终还不得不接受这一组织，甚至加入这一组织。这些行为表面上呈现为中国的战略考量，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映。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经验不足，可以说，中国现在是首次以一个大国的身份进入国际体系。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有辉煌的时期。但近现代国际关系完全不同于中国占主导地位时期的情况。当中国在近代开始和这个体系打交道的时候，遇到的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羞辱。在上一个世纪里，中国政治人物所关心的主要是防卫国家。中国相对的独立于世界体系的现实也不需要我们去考量体系内部的事情。但现在则不同了。中国已经发现自己不仅在急剧地进入这个体系，而且要开始处理这个体系内的纷繁的事务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经验。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国际空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用政治组织的力量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并把此种影响力制度化，已经成为了中国在制定国家战略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3．联盟和国际统一战线问题。
和组织国际空间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联盟问题。当美国人用联盟的方式来围堵所谓的“中国威胁”的时候，中国怎么办?尽管还很难说，美国的结盟政策最后是否会达到美国人设想的目标，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能这样坐以待毙。要避免这一结局，中国对联盟问题应当有新的考量。
中国的结盟的前提是接受现存世界体系。这一点很重要。体系之外的结盟是危险的，要么导致美苏冷战那样的新冷战，要么导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东亚共荣圈”那样的敌视性的联盟。中国如果要保持和平的建设环境，要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作用，这些都是必须努力避免的。而体制内的联盟则是包容性的。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区域性或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来防卫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追求一个更公平的国际秩序。
在国际层面，中国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到处建立自己的力量。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和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国家维持或发展良好的关系，结盟很少可能成为现实。现实地说，中国的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区域性的。中国既无扩张的野心，也就无需把手伸得那样长。中国国际战略的起点应当是亚洲。中国如果在亚洲就被美国所围堵，其未来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就是成问题的了。
多年来，中国致力于发展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这可能还不够。进一步的发展逃避不了体系内的联盟和统一战线。中国的经济力量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越了国内很多人所能想象的程度。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变得非常明显，很多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在亚洲至少在经济领域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在亚洲国家有所作为。中国如果要打破美国的围堵中国联盟，就要重新考量自己在亚洲的角色。如果被动等待，让美国人享受本来中国应当享受的，那么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自己。
4．国际关系和国内秩序问题。
对国际关系来说，最重要的国内秩序莫过于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了。经济为先。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发展目标。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一种巨大动力。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对国家力量的影响力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要市场经济对国家力量，特别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力量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变得重要起来。这对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有必要检讨以往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是通过一种可以称之为“民生经济”的发展模式取得的。这种模式有几个主要的特点。第一，发展经济的主要的目标是解脱人民的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强国家本身的力量是次要地位的。第二，经济增长是通过急进的分权达到的，即国家把重要的经济决策权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给于他们充分的自主权来发展经济。第三，国家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研究或者工业部门不再象以前那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转向投资于国际采购和技术引进。
足情况已经表示了担忧。诚然，中国必须避免象美苏冷战时期苏联式的军事经济，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考量在提高民生和国防力量的同时也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政治秩序方面，恐怕除了接受体系，没有其他更为有效的选择。当中国的经济进入全球体系的时候，其政治必然要受到这个体系的影响。当经济因素市场化的时候，政治体系方面的调整就成为必要。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民主因素的产生，但另一方面也只有民主这一政体形式才能有效地统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社会。接受民主的世界体系并不是说中国一定要全盘接受美国西方式的民主。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中国式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政治上也会这样。接受体系意味着中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挑战。
在全球化的状态下，不仅内部经济的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内部的政治变迁也是如此。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的内政，在一定程度上也正在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正如经济上我们要考量外部影响一样，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我们也必须考量到外部因素。当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向很不明朗的时候，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担忧成为必然。
在民主政治道路上，中国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各个方面的民主实验正在进行。可以说，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形式正在试验过程之中。但是，民主政治的发展仅仅是中国政治秩序建设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政治秩序的建设过程是包括发展民主政治在内的一个更为广泛也更为深刻的政治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可能发展一种既包含了民主政治所包含的一般价值，又发展了中国本身的价值的政治制度。这样做，是非常有利于中国“软权力”方面的发展的。一种非西方式中国民主政治可望成为发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秩序基础。
中美关系字论文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上）。
20世纪如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已经走过了从“倒退”到“稳定”，再从“稳定“到“倒退”的循坏。这就是所谓的“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也好不到哪里去”主流说法的来源。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每次“倒退”都是美国方面采取新的进攻性政策动议或政策的结果。“稳定”并不是说两国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只是把冲突暂时压制或者往后拖。
中国应当怎么办?等待主义不是上策。冷战结束已十多年，现在也应当是严肃反思中美关系、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的时候了。中国要进行战略调整，就不能象从前那样光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作被动的反应，或者说是摆脱眼前的危机达到两国关系的稳定化。这样的反应都会是救火式的，不会导向宏观战略的形成。战略的形成要跳出对具体事件的反应，要从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人手。而正确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是进行战略调整的关键。本文是笔者对目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希望为关怀中国的国际关系的人们提供一种参考。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大量的文献引述和对一些理论的繁琐的论述。
一．世界体系和美国新战略。
1．世界体系的扩张性和国际关系的本质。
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主权国家间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由不可调和到冲突甚至战争，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的规律性现象。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新因素的产生来调和国家利益或者遏制冲突，如国家问的相互依赖性和经济的世界一体化。但所有这些新生因素并不足以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冲突本质。
决定这一本质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现代国家关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辅助于资本主义的则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两种制度因素对于现代国际体系形成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无论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都起源于西欧，然后再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资本主义先于民族国家而生，民族国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资本主义区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形成和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本身包含有巨大的扩张动力。但在其扩张过程中，资本经常在国内市场上遇到地方化的政治权力(如封建权力)的阻碍，在国际市场上则遇到他国政权的阻碍。如何克服这样那样的阻力，民族国家的作用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用民族国家的权力应付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权力阻力就成为了现代国际冲突的主轴。可以说，资本主义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动力，但没有民族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就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形成。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基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上的资本主义体系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是和平的，因为每一国家都可或多或少地从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问题就出在民族国家的干预。但经验证明，这至多是一种理想的理论假设。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早期，当资本主义的扩张遇到障碍时，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或者辅助资本的扩张，或者直接参与扩张。而对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家本身就推动本国资本的向外扩张。有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认为，后发展中国家所经历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际上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在海外的表达。
2．民主的扩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仅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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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字论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通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发展，生产社会化进程得以提升，使得经济发展突破国家地缘的范畴，逐步形成经济全球化趋势。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经济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从而对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产生了或将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认为既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成事实，任何国家只能适应这一趋势，而不可以回避这一现实，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应过多地讨论是利大于弊还弊大于利，而应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质，探讨积极的对策，使经济全球化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正如吴易风老先生在一个研讨会上所讲，经济全球化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主要取决于我们对本国融入全球化有没有充分的准备，有没有趋利避害的切实措施。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重要手段的国内分工必然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形成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发展又促使各国、各地区发生日益广泛的经济联系，使得跨国进行商品流通成为普遍现象。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则是指一国放弃比较成本较大的产品生产，而专门从事比较成本较小的.产品生产。比较成本学说有利于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因为由于各国的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不同，劳动生产率有别，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成本高低不一，各国为了扬长避短，增进本国和世界国民福利，都要尽力按比较成本原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使用本国相对密集的生产要素的产品，然后互通有无。过去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商品跨国界交换，即国际贸易。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当今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国企业跨越国界组织生产，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成为现实可能，促使世界经济逐步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现象，其实质是各国追求国际生产的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追求国际分工和比较利益的最佳效果，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而作为与国际生产一体化相应的企业组织形式则是跨国公司。近年来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也有力地说明了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跨国公司凭借资本、技术信息、营销战略等垄断优势，再加上其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选择最佳投资地点，使公司生产和销售活动建立在全球战略基础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使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又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使得跨国兼并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大浪潮。于是一个自然的结论便是：真正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竞争，应当采取跨国公司的企业制度，进行跨国经营。从经济全球化来说，一个国家没有企业的跨国经营，便没有真正进入世界市场。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性对策之一便是企业的跨国经营。
二、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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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
摘要：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拍前两位的国家，其关系对于世界的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发展，同时还影响世界格局的变化。近年来，中美两国关系虽然经过了多次的危机，但是总体的趋势是积极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促进双方发展对必由之路，只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才能更好地促进双方的政治、经济往来与和合作，才能更好地推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关键词：大国关系；中美；回顾；现状；途径。
一、前言。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作为处在不同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制度的两个大国来讲，分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历史，不仅符合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对实现两国间的合作共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新中国刚成立初期，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带有敌视态度，采取经济封锁、政治孤立与军事包围的策略。新中国为了打破孤立与封锁的局面，采取的是“一边倒”的策略，在“两大阵营”长期对抗的大环境下，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与力量出现了很大变化，中美关系之间的“坚冰”并未出现缓和迹象。之后，中美关系进入到了坎坷发展阶段，一直到1979年，中美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于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为基础的中美关系需要面对新的考验，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美国开始对中国掀起了“新冷战”。在世纪之交，美国政府采取了“接触加遏制”的策略，中美之间的关系起了很大的波澜。奥巴马在担任美国新一任总统后，中美关系呈现出“高开走低”特点，中美两国建立了新型关系。但是美国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忧虑，担心不断强大的中国，会对其亚太利益与在全球地位带来威胁。所以，美国既表现出积极发展和中国的关系，同时又积极制造各类麻烦，彼此之间产生纠纷与摩擦。
三、中国新型大国关系现状分析。
1、政治方面。
最近几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交往更为频繁，高层对话形式呈现多元化态势，双方对话的范畴越来越多。双方在共同协商一致的情形下，也建立了一些处理危机与规避冲突的新机制，确保两国关系能顺利发展。中国多次强调，中方在现在与将来都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但是，美国不断利用法治、人权、民主、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来对中国指手画脚，在涉及到新疆、台湾以及西藏等方面的问题说三道四，在中美关系上的阴影将长期存在。
2、经济方面。
从经济方面来说，在经贸金融等领域的合作非常广，但是也存在一些冲突与纷争。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同处在同一个全球性市场内，两国间的经济依赖性、经济利益逐渐上升。经过多年的谈判努力，中国两国在经济方面的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可观的程度。根据相关的统计资料显示，中美两国既是贸易伙伴，还是彼此外国投资互往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双方在投资方面涉及到农业、科技、金融、工业等许多个领域。另外，中国也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3、文化方面。
在文化方面，继续深化交流，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但是又彼此设防。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能有效带动双方在人文领域内的合作交流实现新突破，彼此之间的利益得以相互尊重。中美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为新型大国关系，拓展到互利共赢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领域。人文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的持续深化与拓展，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互相了解与认可，加深了中美俄合作伙伴间的民意关系基础，是双方共同建设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阶段。但是，中美两国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文化鸿沟”。从表面上看，在创新性、消费性、流行性等主要特征，但是实际上是隐藏着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性元素。再加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的文化理念根深蒂固，美国文化的背后隐含很深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影子，因此，文化交流也成为美国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工具。中国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同时，还吸收了世界上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但是美国却一直采取文化渗透的方式来实行“和平演变”的策略，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对那些想利用文化交流来对我国发出的任何举动，都必须时刻加以防范，对在文化交流领域可能出现的危害我国尊严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有关项目，要给予必要的抵制。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可能会继续存在，有时候还会表现得非常激烈。
4、国际事务方面。
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一致，但是也会出现立场不一样的情况。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对整个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稳定、和平与发展都肩负重大责任，有义务开展全方位的全球治理，并且和整个国际社会一道来解决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相互之间互相合作与协调，寻找利益之间的汇合点，相互之间沟通与协调，逐渐形成了互换格局的局面。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在综合国力、社会制度、全球利益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出现摩擦还是在所难免的。
1、加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
新时期加强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深刻认识到共创两国伙伴关系，才能打造两国美好的明天，为此，就应该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中国在涉及到主权等核心利益方面，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展开强有力的外交优势，真正获得平等和尊重。所以，只有加强对中美两国关系的重新认识，才能推动中美关系在新世纪稳定向前发展。
2、正确对待存在的分歧。
中美两国在历史传统、全球战略以及利益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其在地区与国际问题方面势必存在一些差异，会出现立场相左的一些情况，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对立。对此，必须正确看待彼此存在的一些分歧，要对进行理性的解读，对于威胁到我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方面的问题要做到因势利导，予以积极回应，让美国能对存在分歧的问题释放一些积极信号，让中美关系从分歧走向合作。
3、加强双方的合作。
加强双方的合作，可以通过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展开经济交流、军事合作等有效路径，强化高层之间的密切接触，加强彼此间的信任。要让美国政治的主导者们看到中国进行对外战略合作的本质是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决心，更好深化双方在多个领域的合作水平。
4、深化双方的战略互信。
充分利用美国政府、大学与智库，特别是在美国的新政府上台前，与可能进入政府的智囊团展开密切沟通交流，加强彼此间的互信，提前做好预防性外交。积极和美国的“院外集团”展开全方位的交流，通过非官方的渠道，加大对政客资助商、基金会负责人等的工作沟通，广交人脉。积极扩宽两国媒体间的合作与交流，有效传播中国好声音，确立中国的美好形象，提升文化交流的实际效果。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投资、金融以及经贸等多个方面的合作水平，打牢两国经济合作基础。
小结。
总之，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对世界的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加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正确对待存在的分歧，加强双方的合作，深化双方的战略互信等措施，提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水平，为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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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才义。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专访清华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中美关系资深研究员陶文钊教授[j]。领导文萃。2011(09)。
中美关系字论文
摘要：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摘要］近年来，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削减预算赤字等措施来缓解国债剧增的压力。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事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世人瞩目。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资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同时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议题产生了广泛的重要影响。
一、美债问题的产生及其严峻性。
1．美债问题的产生。
由于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内长期的高消费和低储蓄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常年保持经常账户赤字与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造成国债规模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里，低利率政策下美国过度的家庭消费和政府支出助推着经济增长。此间选举政治导致福利支出有增无减、布什政府大幅减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战费高昂，加之次贷危机后政府救市规模浩大等因素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居高不下。
据美国白宫办公室统计，联邦政府2001财年尚有128亿美元财政盈余，次年即出现约158亿美元赤字，到2009财年赤字已达1413亿美元，其后略微下降为2011财年的约1230亿美元。［1］贸易赤字的长期化加剧了美债困局。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了美国国内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经济结构的制约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状况难以扭转，外资注入又助长借钱消费的膨胀。
据美国财政部公债局统计，2001年美国国债约为5．8万亿美元，截止2012年3月6日总额已累积至约15．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持有4．74万亿美元，公众持有10．76万亿美元。［2］另据经合组织统计，2010年相比2003年，美国的gdp增加了约30％，同期美国国债总额却增加了118％。［3］一国不可能长期维持债务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状况，否则将导致国家收入越来越多地用于偿还债务本息。虽然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较高的政府开支和较低的税收政策，通常会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复苏，但这一政策也导致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上升，进而制约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应对突发挑战的能力，并有可能导致突发性财政危机。
2．美国政府减赤政策及其效果。
金融危机发生后，奥巴马政府通过提升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上调国债上限、削减政府预算等措施，遏制国债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中，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相关措施目前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较大影响。
即使大力压缩军费开支恐怕也仍然不够。虽然美国政府力图通过削减自主性预算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缓解、改善国债状况，但法定支出特别是医保支出的增加无法遏制。由于国民平均寿命的延长及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未来数年符合医保条件的老年人数量会激增。国会预算局在2011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医保支出占gdp不足5％，预计到2050年前后，这一开支将占gdp的12％左右。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医保支出的增速将继续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7］（p82）如果不对医保政策采取结构性改革，降低支出的增速，将无法彻底解决美国面临的债务困局。所以，美国政府减赤计划的实际效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3．美债问题的严峻性。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的信用一直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信用担保。美国受益于美元的全球交易媒介地位，能印钞消费而不用付息，即行使铸币税特权；还可通过发行美元的方式偿债、付息或直接“借新债还旧债”。这也是美国可以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并转嫁危机代价的原因所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直接导致美债价值“缩水”。此外，2011年8月2日前夕美国国会两党的国债上限之争及其后标普公司调降美国主权信誉评级的举动，加剧了全球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对美债信用状况的担忧。
随着近年来美元逐渐贬值，作为美国最大债主的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收益状况和总体价值已接连遭受损失。据测算，中国在2000—2010年间持有美国国债的利息名义收入约为1563亿美元，但考虑美国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化等因素，实际利息收入只为名义收入的一半左右。［8］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止2012年5月，中国大陆持有美国国债约1．17万亿美元，这一比例约占外国持有者份额的23．1％。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或美债出现信用危机，则中国国家财富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
鉴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虽然理论上美国国债不可能违约，但由于程序或技术原因导致美债延期付息的“违约”行为却可能发生。这样就会导致美国国债交易价格下跌，包括中国等在内的重要投资者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蒙受资产缩水的损失。虽然美国政府可以持续发行、输出美元用以对外支付、稀释积欠债务，但是过激地、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最终会动摇、破坏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如果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信心持续下降，不仅会降低美债的信誉度，而且会动摇对美元的信心，中美政治经济等关系自会受到首当其冲的影响。
二、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的影响。
1．美国的减赤计划加剧其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担忧。
美国政府以削减联邦财政赤字作为遏制债务急速上升的主要措施之一。如前所述，在美国减赤计划中，国防预算成为要控制和削减的重点。作为维护美国霸权的最后手段，军事能力对美国至关重要；且国防预算惠及包括军工复合体在内的诸多利益集团和从业人员；加之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军费的增加甚为关注，削减国防支出引起美政界及利益团体的极大关切。特别是在中国军力快速提升、美国相对优势下降的形势下，美国国防支出的减少必然加剧其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忧。一些美国人士认为，近年来美国削减国防经费，是无视美国正面临攸关国家安全和国际利益的新威胁。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指出：美国面临正在崛起的中国带来的新威胁，中国寻求最终将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推回夏威夷，并利用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树立霸权；该地区的民主国家担心美国影响力消退，要求美国给予可靠的安全保证；如果美国由于削减军事能力而无法提供保证，这些国家要么被迫接受中国支配，要么依靠自身力量（很可能通过发展核武器）与中国斗争。［9］（p8）总之，类似言论屡现美国报端，可见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军费受限的美国必然加剧对中国的疑忧。
奥巴马政府近年的战略重点东移之调整显示了美国政府已在实际操作层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战略防范。2010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巩固了西太平洋的联盟体系，频繁举行军演，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白宫于2012年1月初发布的《国防安全纲要》指出，美国的经济、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东亚到印度洋地区、南亚这一弧形地区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美国必须调整亚太地区军事部署。［10］（p2－4）1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宣布美国2013年度的国防预算为5250亿美元，另有884亿美元用于海外紧急行动。他声称，虽然这两项费用较之2012财年的5310亿美元和1150亿美元有所削减，但是美军将加强太平洋司令部所辖地区的军力。［11］美国计划在亚太地区部署的军力在整体压缩背景下逆势而上，充分暴露出美军战略调整、防范中国的意图。
2．债务问题提高了美国对中国影响力的关注。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债权国的评估，而对最大债权国中国的评估和相关立法最为重视。第112届国会提出的几项关于评估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的影响等问题的法案较为典型。如2011年5月19日，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约翰·考宁在参议院提出“外国持债透明度与威胁评估法案”（s．1028），6月14日，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山姆·约翰逊（samjohnson）提出同名法案（h．r．2166）。两项议案力图增加外国、特别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的透明度，以便更好评估外国持债对美国造成的潜在风险。两个立法议案认为，特定情况下中国持有的美债会成为操纵美国政策的工具，中国会藉此影响美国对台政策，可能企图以抛售美债的方式打击美国经济等。此外，由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巴克·麦肯伊（howardp．buckmckeon）主持制定的“2012财年国防经费授权法案”（h．r．1540），要求国防部就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安全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
其实，美方对中国会藉债权危及美国安全或政策独立性的担忧总体上有夸大其词的色彩，因为无论是从意图还是能力（如所占美债份额有限）上看，中国并没有利用所持美债打击美国经济的可能，更未对美国造成实质性的安全威胁。
3．债务关系对中美政治行动空间的不同制约。
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债权国地位似乎颇为忌惮，但实际上，中美债务关系对两国行动能力的制约是不对称的，或者说两国间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前所述，中国没有意图以所持美债破坏美国经济。同时，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债规模较大，一旦大幅减持，必然造成连锁反应，导致美债价格下跌，致使中国所持美债价值大幅缩水。况且，如果中国不持有美债，目前并无可行的大规模分散投资渠道，如仅持有美元，则等于向美国提供无息贷款。由此可知，尽管美国积欠了中国空前规模的债务，但美国并未因债务问题而在对华政策上明显受限，倒是以购买巨额美债而对美显示信心和支持的中国反受羁绊。
金融危机以来的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的2009年，曾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彼时正值美国深陷金融危机之际，需要中国与之“同舟共济”。此后随着美国金融形势相对稳定，中美关系却呈现一波三折状态。近来，美国全球战略布局大幅调整，重返东亚步伐加快。在涉及中国重要利益的地区性问题上，如南海主权纠纷、朝鲜半岛局势等，美国一再直接间接地给中国制造“麻烦”，不仅毫不虑及中国最大债权国地位，反有变本加厉的要求。主要原因在于以金融力量促成切实的政治让步需要一些附加条件。历史上，一个强国能够非对称地惩罚另一强国的成功先例极少。［13］由此，一些美国人士认为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并未造成多大的实际影响。
虽然中美债务关系具有非对称特征，但由于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功能性问题日益重要，一个问题领域的博弈往往会对另一问题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纷争不断的中美关系中，中国凭借债权国地位及对所持美国国债的战术性操作，可以增加在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对美直接投资等一系列问题领域中的博弈能力。对中国而言，妥善处理美债议题，有利于消减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
三、债务问题对中美经济议题的影响。
1．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对华贸易摩擦升级。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美中两国存在巨大的经济失衡关系。中国主要以廉价劳动、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为代价，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基地和美国日用消费品最大供应国。而美国则通过高技术产业、金融业等来回流美元，并以回流美元继续投资中国等的实体经济，以获得较高投资收益。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高技术出口限制、中国多元化投资渠道受限，以及美债具有的所谓安全性等因素影响，中国以贸易顺差形成的大量外储购买美国国债及金融衍生产品。因此正是内在的经济结构及经济政策才是美国债台高筑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债务攀升、经济疲软之际，美国无视国内经济结构、消费习惯等问题，一些政客和利益集团一味将中美经济失衡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无异于“美国生病却要中国服药”。正如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所言，21世纪初的美国存在一种有害的误解，即一国的贸易顺差是由该国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手段”造成的。然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历的长期贸易逆差，应归因于宏观经济因素，而不是贸易伙伴的欺骗。如果一国的储蓄率低于投资率，就会产生贸易逆差，其贸易伙伴的行为不会影响贸易差额。［14］同时，金融危机后，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国势渐衰，从而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怀疑，而政客们则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经济政策作为竞选砝码，在大选年尤其如此。
在此背景下，美国的贸易保护倾向日益明显，呈现频率提高、强度加大、手段翻新、内容增多等特点，涉华贸易摩擦有增无减。如2009年1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出口的金属丝网托盘实施的惩罚性关税上限达到惊人的438％。同年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批准对中国输入的约27．4亿美元的油井管征收10．3％至15．78％的关税，创下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金额之最。此外，美国贸易保护的产品从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转向劳动和技术密集并重型的如造纸、钢铁等行业。随着美国大选的日益临近，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态度渐趋强硬，其在2012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建立一个贸易执法部门，专司调查所谓像中国这样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2月28日，美国启动跨部门的贸易稽查中心，以助推奥巴马政府实现增加出口的目标，以及协同美国多个部门应对来自全球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目标直指中国。3月5日，参议院通过了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保留了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等国政府补贴的商品进行征税的权力。此后，中美贸易摩擦渐趋频繁。仅在今年5、6月间，美国商务部就多次发起对华双反调查和贸易救济调查，涉及中国高压钢瓶、太阳能光伏产品、应用级风塔等多个行业。由此，美国已成为与中国贸易摩擦最频繁的国家。
由于中美双边经济失衡的局面难以改变，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和最主要债权国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在中国贸易顺差积累的美元回流美国债券市场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也将持续恶化。
2．人民币汇率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热点。
早在小布什时期，美方不少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刻意压低人民币汇率，导致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因此要求人民币汇率迅速大幅升值。金融危机后，美国未能通过弱势美元拉动国外对美国商品的需求。由于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企，美国政客习惯性地寻找替罪羊。未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中国成为重要靶子。2010年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出涉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议案，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获取竞争优势。其中，2011年10月11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施罗德·布朗（sherrodbrown）提出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s．1619），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意图明显。虽然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贸易逆差，但美国一些政客不愿承认巨额贸易赤字及联邦债务的背后美国政府长期“寅吃卯粮”等深层次的问题，反而强压中国调整汇率。加之美国总统大选在即，提出人民币汇率议题会给政客带来可观政治收益。
同时，由于美国对外资产以外币计价，而对外负债以美元计价，债权国货币升值一方面可以减轻美国的债负，有利于美国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延续；另一方面，目前中国逾3万亿美元外储中的大部分以美元资产形式存在。若按美国意图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导致中国国家财富的巨大损失及国力的削弱。基于中美经济关系以及美债问题的现状，中美汇率议题的博弈已经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主要议题，并将呈现长期化的趋势。
3．两国对债务关系的依赖将长期化。
由于国际经济格局及互补的经济结构等原因，中美两国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债务关系。中国难以通过投资国外实体经济、大宗商品等冲销高额的外储。如美国政府严防中国染指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的实体经济和高技术领域，2011年2月华为公司收购美国三叶公司的失败案例堪为典型。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规模及安全性均不及美国。如2010年底以来，欧元区债务危机一波三折，美国政府不仅隔岸观火，还想趁火打劫。
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机构往往在部分欧元区国家的财政危机已现端倪之后，频繁调降其主权信用评级，产生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欧债危机的加剧使大量避险资金涌向美国，也导致中国等美债的持有者更难以分散投资。在中国经济结构未能彻底转型的情况下，中国积累的巨额外储，除了大量投资美国国债以外，其他投资选择较为有限。而且中国一旦购买了巨量美债，便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减持，结果造成中国对美债市场较大的依赖。对美国而言，为维护美元霸权，就需继续对外输出美元，其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也难以彻底改变。因此美国难以消除对中国借贷的依赖。基于两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美国一方面对中国的债权地位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又积极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债。金融危机发生后，访华的国务卿克林顿等美国高官无不强调美债的安全性，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国此举可以达到既获得中国融资，客观上又能通过美元贬值等手法汲取中国的财富、限制中国国力增长的目的。
为保持对中国投资动向的把握以及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债，美国财政部2012年5月开始允许中国人民银行直接从美国财政部购买国债，而不必通过华尔街金融机构代理。这是美国财政部首次给予外国央行如此“特殊待遇”。由此，外界便无法立即了解中国央行的买入信息，以防华尔街金融机构提高国债价格，但是中国央行在出售美国国债时，却要经由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代理。虽然中国的买入信息不会立即为市场所知，但是美国财政部却能更好掌握和跟踪中国央行的购买信息和动向，减少此前对中国持有美债准确数额不明的困扰，为判断中国对美经济政策提供依据。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进一步固化中美债务关系，使中国对美国的借贷长期保持高位。
总之，经年累积的美国国债问题已成为奥巴马政府乃至今后美国各届政府无法回避的、必须应对的问题，并将长期牵动着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的神经。考虑到中美经济失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将长期依赖美国的出口市场、货币和金融市场，而美国也将长期依赖中国的商品和借贷，因此中美债务关系将长期维持。在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中，巨量美债犹如握在中国政府手中的一把双刃剑，既能伤人又会害己。中国在短期内大幅调整美债的持有量也只能是万不得已时的选择，而患上“债务依赖症”的美国更不愿意失去中国这个美债的最大买家。因此，尽管中美债务问题会滋生相关争议，但又能加强两国间至少是经济上的依存关系，从而有利于促进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债务问题的广泛关联性必将继续影响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议题，并将考验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应对能力，以期变美债这个“烫手的山芋”为中美长远稳定关系的联系纽带。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性，但无论是“民族主义高涨论”还是“经济实力增长论”，都难以对这一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双方总是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但也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利益。因此，两国在确定开展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以前，应该首先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是什么。由于双方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因此两国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消极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双方对不同领域的合作预期能够符合具体利益的特性，那么双边关系是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假朋友，战略利益，预防性合作。
作者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家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其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称，两国就共同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共识。然而，在奥巴马访华仅仅一个月之后，中美之间就开始不断出现恶化双边关系的负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对华无缝钢管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clinton)批评中国网络缺少自由、美国对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然而，正当政治评论家们开始思考并且以为他们已经理解了中美关系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时，两国关系却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锦涛同志和奥巴马总统就两国合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这又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然而，当中美关系改善不到三个月，2010年7月，双方又因美韩黄海演习和南海争端发生对抗。三个月后，2010年10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又进行会晤，中国军方还邀请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许多人以为中美关系忽好忽坏是2010年才开始的现象，其实这一特征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常态现象。对于这个长期现象，本文将用“假朋友理论”进行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彼此假装为朋友的策略是导致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中美之间的争端为什么会在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迅速凸显出来？对这个疑问最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导致了两国间的争端；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由于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争端迅速凸显。
笔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为何在短时期内出现迅速下滑的状况。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归咎于中国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欧洲知名的学者声称，冷战结束使得东亚地区权力出现真空，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造成了该地区的矛盾冲突。也有美国知名学者说，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一揽子军售之后，中美关系出现的下滑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主义高涨论目前变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资深的中国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就奥巴马访华后中美关系下滑问题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政府更需要对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反应。
中国的民族主义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其发展进程贯穿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即便我们假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历史中是线性发展的，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另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改善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一种起伏振荡的状态，冷战之后更是如此。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中美关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现改善的状况，这种起伏程度既不是双边关系史上最轻微的，也不是最剧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来中美关系起伏频繁的特征。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忽好忽坏的现象。民族主义高涨可以解释双边关系恶化，但无法解释为何双边关系会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在中美关系已出现三个多月的摩擦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未进入低潮，中国领导人可能并没有顾及这种压力，还是决定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通话，双边关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脑对话也未在中国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
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相类似，中国实力增长论同样难以解释2010年上半年中美关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现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中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就像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一样，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美国学者说，中国正在从一个羸弱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转变，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以往更加专横。几乎在同一时期，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说，基于冷战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崛起，并已经具备了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将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访华后出现的中美关系新一轮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超级表现使中国的态度变得傲慢。例如，有学者说：导致中国最近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过于自信。能够以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成功地脱颖而出，中国当然以此为傲。不仅美国学者将中美关系下滑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些中国媒体也认为，鉴于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美政策。
然而事实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中美实力的差距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的确小于美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实力对比。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gdp为4.32万亿美元，美国为14.2万亿美元，中国gdp仅为美国的30.4%。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8.7%，达到4.7万亿美元，美国gdp则下降了2.4%，降至13.86万亿美元，中国对美国gdp的比值升至33.9%。在这两年中，两国gdp的差距仅仅缩小了3.5个百分点。这么微小的经济实力差距变化对一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为据来解释中国强硬对抗美国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显然说服力不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决策层在实施对外政策时，依然遵循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从那时起，这项原则就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学界的确有人建议改变韬光养晦政策，但这种意见并未被接纳，而是被否定。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决策层在实施对美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始终没有动摇。在2010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那些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没宣布制裁的具体金额以及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名字，这就向美国政府清晰地传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信号。事实上，在4月2日中美首脑通电话之后，中国制裁美国相关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然改善，不仅证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强硬程度并没有与中国实力同步上升，同时也说明，2009年底奥巴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也非源于美国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
不稳定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外在表现。在以下部分中，笔者将从“假朋友”这个视角解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克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和中国经济增长论的理论缺陷。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战结束之后，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冷战后出现的因素，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状况。
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友谊结束了。然而，两国都没有对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对抗做好思想准备，试图为改善关系创造新契机。老布什（george）总统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赴北京，以保持两国交流渠道的畅通，并绘制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路线图。
自此，改善战略关系这种良好的意愿就成为了两国假朋友策略的基础。然而，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主观意愿缺乏客观的共同利益基础，也就是说，中美战略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冲突性的，因此，两国采取的政策也就无法稳定双边试图建立的战略关系。
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描述的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发生的台海军事对抗给中国和美国都敲响了警钟，为了遏制双边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降低冲突对抗的可能性，中美双方都设法表达改善关系的善意。两国政府官员都想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术语来掩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双方同意用非敌非友一词来描述和界定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一词所表达的中美关系性质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主导性观念。我们可以从一部关于1989-2000年中美关系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这本书的题目叫？同床异梦，这与非敌非友含义类似。该书作者认为，这个题目抓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中美峰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恢复，这使得性质已经不明确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虚幻。从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泽民同志访美，在此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举行过任何峰会。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使得人们在揣度中美关系性质的同时，更加倾向于将其想象成为朋友关系。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出，尽管目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的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但不管怎样，这个概念总是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美国总统克林顿（williamn）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访华，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关于中美关系是朋友关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击碎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幻觉。
中美两国政府就改善炸馆后的中美关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没持续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机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恶化在五个月后就被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小布什（george）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2003年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一言论引发了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因为就在几天之前，鲍威尔还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陈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台湾分离主义的领导者。尽管鲍威尔的论断遭到了广泛质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阵营的人所反复引述，尤其当他们访问北京的时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的父亲、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就曾在他儿子访华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在一个公开集会上重申了这一论断。2008年小布什总统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向中国国务院温家宝表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发展。2009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onte）在其首次访华期间重申，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高点。奥巴马接手白宫后，其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jonhuntsman）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对媒体再次重申了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观点。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是在1978-1989年，但两国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战后的双边关系描绘得更加友好，彼此伪装成朋友。对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这种美好但虚假的描述，中国政府给予了肯定，也否认中美关系所具有的竞争性。2008年9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纽约出席一个由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比做出实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稳定双边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60年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是无益于双边关系稳定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中美两国1950-2009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测量，测量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关系比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稳定得多（见图1）。
我们可以将图1的时间轴（横轴）划分为四个时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这四个时期中，中美关系出现波动最少的时期是1978-1988年。在这段时期中，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图1显示，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小于2个单位。由图1还可见，中美关系的第二稳定时期是1950-1970年，即朝鲜战争爆发至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前一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为2.5个单位。在1971-1977年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振幅最大，超过了6个单位，但呈现的却是一个向上的线性改善趋势。起伏振动最剧烈的时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过4个单位多，并且震荡起伏频率最高。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两国的政治人物们所接受。然而，两国政府间达成这个共同认识却误导人们认为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来自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双方的巨大的战略利益矛盾。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当确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能够超过中美两国分别同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物质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从未达到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达到过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比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美日是军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这使得日本能够采取搭便车和追随美国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此美日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就难以超越美国自身政策对世界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双方战略利益冲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双方战略利益存在冲突，中国和苏联都采取了与美国不一致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原有政策进行调整，做出妥协。而正是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妥协在客观上影响了全世界。因此，是冲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分别成为冷战和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8-2009年，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债权国，两国对美国债权的差距月均缩小7%。然而，当时没有人担心日本会利用其手中的美国国债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却经常有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用以报复美国的反华行为。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中美金融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关系。又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远远弱于日本，但总体而言，美俄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具有比美日关系更大的影响力，这同样是因为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政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决定着两国的战略关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两个大类之下，从利益的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中美间的战略利益分成四种。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见图2）。
图2战略利益的类型。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有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这一共同利益构成了那一时期中美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互补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需要美国市场，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美国需要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以低价格保持高质量生活水平。若以国家为单位，在2008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冲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互相指责的重要原因。对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两国都想对南中国海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实现了这种目标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标实现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这种对抗性利益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在这一水域的多次争端。
如果我们对中美战略利益的类型做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在中美的全部战略利益中，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远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见表1）。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两国在防止双边战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障国际航运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则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例如，美国对台军售、对华武器禁运、争夺南中国海控制权、美国在东亚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武器现代化、打击台、疆、藏分离主义势力、太空研发、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问题等。
表1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
在政治领域，除了在维持当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数量不变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几乎全都是对抗的或冲突的。
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则是维持现状的霸权国。中国是竭尽全力争取重新获得历史上曾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而美国是极力要保住其单极霸权地位，不想拱手相让。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从根本决定了两国间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所说的那样：它的（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东亚主导权、人权问题、宗教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政治问题上都存在着对抗或冲突。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就美国的人权问题发布年度报告，以反击美国在国务院全球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2010年3月，两国政府均发布报告，相互谴责对方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体说来，两国均受益于合资经营、扩大全球市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双边贸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实现经济合作的同时，双方也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氧化碳减排标准、高科技的竞争、对战略经济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一直争执不断。
在文化领域，中美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两国堪称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奥运会金牌总数具有竞争关系外，两国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有着众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两国高政治领域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低政治领域，因此导致中美关系在民众层面和政府层面呈现为两种不同状态。自1978年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民众和社会层面的双边关系一直是稳步发展，在学术、旅游、商务、体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这个层面，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这种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影响，双方民众关系仍然保持着扩展和深化的趋势。然而，冷战后中美政府间关系则没有这种良性互动，而是振荡频频，摩擦扩大的速度超过合作。中美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众主要关心的是低政治领域的事务，即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为朋友；而政府需要关注的是高政治领域的事务，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两国政府无法成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础，这是目前在国内流行的主流观点。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的合作项目，因此双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冲突性利益，因此中美两国是战略朋友。事实上，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种利益中的任意一种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能够促成积极合作，而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则可以促成消极合作，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预防性合作。积极合作的目的在于扩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极合作则主要是通过预防潜在的冲突或对抗的发生，或者限制这些冲突和对抗所产生的破坏效应，以减少相互不利利益给彼此造成的损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军事扩张就属于积极合作，而1998年中美双方达成核武器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则属于预防性合作。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进行了大量的预防性战略合作。所以说，当前中美合作的规模和数量大，并不能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也不能说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本质是朋友。要了解双边关系本质，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类型上都进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极合作多于积极合作。但这已经是在现实情况下中美进行合作最理想的状态了。因此，如果中美将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上，中美间的合作量必然远远小于在各种利益上都进行合作的总量。客观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上开展消极合作。例如，两国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合作。客观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两国能够开展的消极合作的空间要比积极合作的空间要大。然而，目前两国已有的合作是积极合作多于消极合作，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有非常广阔的消极合作空间。
四、金融危机与假朋友关系。
发生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美的假朋友关系。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强调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同舟共济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过程中共同领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想让对方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多做贡献，而自己从中能多获益。
此次金融危机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间拥有很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第一届20国集团金融峰会，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的首脑悉数出席。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各国正面临着相似的威胁，各国共同努力使全球经济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此外，这次峰会还就如何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如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建立改革基础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等展开合作达成了普遍共识。此后，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截止到2009年秋，20国集团峰会已发表多项声明，强调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这些峰会的声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将促使两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联合领导的政策。
中美关系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表现出了下滑的迹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两国正在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行联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笔者参加了一个有6位中美人员的专题小组讨论。该组的议题为美国-中国：重新制定全球议程。除笔者外，其他5位讨论人都认为，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合作创造了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当听众提问中美将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共同议程时，他们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答。
然而，客观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美两国造成了经济打击，并没有使两国互利的利益超过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两国都有通过扩大出口恢复本国经济的需求，这增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业率对于中美都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两国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两国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扩大出口以增加就业机会。然而复苏迟缓的全球经济难以同时满足两国的这种相同需求。面对美国国内消费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显著增长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只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2009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面对出口增长不振的现实，美国政府和社会就将中国作为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奥巴马于2010年2月和3月两次公开表示，为了确保美国商品面对的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美国在对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与温家宝会谈时，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了中方贸易顺差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另一个被广泛误解的概念是两国集团(g2)。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g2和中美国(chimerica)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出现使人们误以为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好。其实，g2拥有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与美国在同一等级位置中的超级大国；第二种含义是指中国应当承担与美国相同的国际责任；第三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联合领导权；第四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分享着多种全球性利益。尽管g2一词也包括了积极含义，但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个概念。2009年奥巴马访华期间，温家宝对他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g2这一提法。，这不仅表明中国还没想要分享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相信美国愿意与中国分享它的世界领导权。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有能力承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国际责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打击远小于其他大国。尽管受这场危机影响，中国gdp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7%的增长。在2010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其gdp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与此同期，其他许多大国的经济则遭受了负增长。美国gdp总量2008年和2009年相继缩减了1.9%和2.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愿意将中国继续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则坚持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一次关于开发一项国际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国家中不应包括中国，这一言论很快就遭到与会中国官员的强烈驳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觉也就随之破灭了。
美国不仅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而且还希望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能够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为美国提供支持。例如，美国的外交官员和战略家曾与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展开过讨论，探讨中国是否能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允诺其能够像其他援助美国的国家那样出兵阿富汗。如果协议能够达成，这将成为奥巴马访华的一项政治成果。此事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同意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在于美国竟然认为，在美国对华武器禁运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为美国提供此类军事支持。尽管奥巴马政府仅仅只是期待中国提供象征性的军事支持，但这种期待已经足以体现出中美朋友关系的虚假性。
此外，奥巴马的个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值，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双方对彼此的失望程度。奥巴马的政治性格与他的前任明显不同。小布什倾向于对抗，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果断；而奥巴马则倾向于合作，在实际行动中总是犹豫寡断。一名美国记者说，奥巴马总是不能完成一件事，从而令各类选民失望。，他乐于向其他国家许诺合作，但却不善于将这些许诺付诸实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战略分析家就曾评论说：他（奥巴马）无法兑现他的所有承诺，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个任期做不到，永远都做不到。
为了改善被布什单边主义严重损害的美国国际形象，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政策。他的多边主义包含了三项主要内容：(1)做出决定前征求传统盟友的意见；(2)与有分歧的大国开展交流和沟通；(3)在采取对抗行动前与敌人进行对话。奥巴马的合作性言辞提高了中美两国认为对方会进行合作的心理预期。奥巴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中美关系总是在美国新总统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现下滑状态的惯有模式，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关系的虚假性。双方都认为奥巴马访华将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巴马政府才会期待中国会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以回报他上任当年就访华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奉行只许诺不行动的策略，这一策略因金融危机而愈加凸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深陷危机泥潭，急需中国的金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自然会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调。而中国的决策者们当然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如此顺利地实现过渡，因而同意奥巴马关于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威胁的判断，并且也认为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为两国更持久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就提到：双方认为，21世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增强。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然而，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仅仅几周的时间，中美两国又都开始对彼此所采取的预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假朋友关系的不稳定性。
有人认为，中美保持假朋友关系有益于改善双边关系。然而，这种观点既缺乏逻辑支撑，也缺少证据的支持。相反，我们却能很容易地证明，假朋友关系的稳定性比真朋友、假敌人、甚至真敌人的关系都要差。双边关系的真实性取决于两国对彼此利益关系的认知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的一致程度。当认知与现实相一致时，双方观念中所认为的双边关系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当两国都以为它们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朋友。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两国认为它们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敌人。认知与现实的不一致是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见图3）。任何国家之间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两国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则导致两国冲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敌对决定的，而是由对支持的预期和实际获得的支持是否一致决定的。如果两国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与它们实际所获得的对方的支持之间出现了不平衡，那么双边关系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反之亦然。当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时，两国的相互支持容易与两国给予对方支持的预期相吻合。而当两国的相互支持与对彼此支持的预期达到平衡时，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就能得到较好地维持。
图3中美关系在四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及稳定性。
回顾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最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间的实质性军事互助与两国对彼此支持的预期大致相符。与此同时，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共同遏制苏联之外，不期望能与对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那时的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与二战后的美英关系或者美日关系相比，可能会有人对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友好关系的实质性提出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其性质也与其他时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关系不如真朋友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见图3）。然而，双方却不承认这个现实，也不以此为交往的基础，而是假装双方互为朋友，于是形成了这种假朋友关系。当两国假装为朋友后，双方都会期待对方像真朋友那样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然而客观上，当相互不利的利益超过了互利的利益时，两国是无法满足对方的预期的。这样一来，双方会不断因对方做出不利于己的决策而失望和不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中美一致认为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心里想的是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时，对方应该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但又都没有准备在对方维护其核心利益时给予对方实质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联合声明中宣称：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该声明虽然没有明确讲国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这是常识。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双方无法在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两国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两国核心利益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由于中国将台湾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湾从外国购买军事装备就成为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而美国又将中国台湾视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盟友，于是对其提供军事装备就成为美国保持其在东亚地区军事主导权的一项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因此奥巴马政府误以为，对台军售不会对总体的中美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这一判断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种观念：(1)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同志都同意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和广泛的双边关系。(2)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奥巴马政府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f-16战斗机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单之外，就足以向中国传达出美国的合作意愿。(3)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而地区和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就曾表示：我认为他们（中国人）的反应不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位新闻发言人也曾对记者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长期以来为台湾地区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种体现，像通常一样，我们会追求我们的利益，不过追求的方式不会影响到积极、合作的对华关系。这些言论反映出，即使美国明明知道对台军售是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关系使美国政府相信，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不断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假友谊。例如，为了修复双边关系，奥巴马在批准对台军售仅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不过双方都明白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台军售。这种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并没有解决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发的各种冲突，而只是将这些冲突暂时地掩盖起来。中美之间有着许多暂时被搁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凸显出来，再次引发中美之间的新一轮争吵。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发生争吵的频率远远高于真朋友关系的国家。在1990-2010年的这20年里，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差异可支持这个判断。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真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高于真敌人关系的国家（见图3）。当两国互视为敌，它们对彼此间合作的预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没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的敌对政策都是在对方预期的范围内的，所以双方都已做好对方做出对己不利决策的思想准备，而不会因对方的敌对政策产生失望或不满。由于双方都不期待对方会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对方采取的政策对己无害，双方都会满意于对方的政策。不仅如此，由于双方不仅不会期待双边关系的改善，而只是随时准备双边关系的恶化，这又减少了许多预料之外的负面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敌人关系的国家会比假朋友关系的国家更难改善双边关系。当然，前者双边关系是稳定地保持在敌对关系的水平之上。尽管真敌人关系不如假朋友关系友好，但前者的稳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坏到很难有什么事件能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程度。美国空军在进攻朝鲜的同时，也频繁轰炸中国港口城市丹东，但当时的任何一次轰炸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都没有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程度那么严重（见图1）。可见，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敌人关系是多么的稳定和难以改变。美国与伊朗自1980年断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类似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假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在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方面会多于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假敌人关系的国家之间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们所意识到的多（见图3）。假敌人关系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双方却视彼此为敌人的关系。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较低，但客观上相互有利的利益会促使它们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敌人关系中的一方常常会惊讶于对方所做出的某种妥协超越自己预期的合作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假敌人关系的改善空间大于假朋友关系。
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8年才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间，两国已经在客观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开展了战略合作。这一时期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会将对方视为朋友，但不断发生的双方预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却在客观上培育了两国的友谊。例如，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访华期间曾向中国周恩来表示，美国将减少售台武器的数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联络处。
美国的这些意图和举动超越了中国的预期范围。毛泽东在得到有关报告的当天，就立即授权周恩来着手开展相关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当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亲自对基辛格说，他自己很赞同在中美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一想法。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性质也是假敌人关系，因此双边关系出现了不断改善的现象。
六、明晰性政策与战略稳定。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中美的假朋友关系，而是要探究为什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如此跌宕起伏，进而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两国实现可持续合作的方法。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互利的利益还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但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一旦高于实际双边关系就会出现不稳定，反之则不断改善。基于这一理论认识，本节将分析并提出中美两国降低不现实预期和发展可持续合作的具体路径。
中美两国外交努力应集中于扩大客观的互利利益，而不应专注于创造悦耳的新概念。学界诸多学者认为，只要中美扩大交流沟通，就能减少误解，于是两国关系就能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例如，一位中国学者就认为，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但是，持这种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伙伴，但却并不能阻止中美关系在2010年的恶化，而这次恶化就发生在奥巴马签署这份声明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建构主义的观点既不能解释过去20年里为什么在中美两国交流领域和频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双边关系依然冲突不断，也解释不了2010年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现象。
在2010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通电话之后，许多负面事件都说明，加强双边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关系。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于2010年4月12-13日访问华盛顿，参加由奥巴马主持召开的核峰会，并在与奥巴马的双边会谈中提出了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五点建议。继此次中美峰会之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王岐山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双方代表团就两国各种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然而，这些交流和对话都无力阻止新冲突的再次发生。在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请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军方领导人还就双方军事关系的中断发生了公开争执。6月底，中国领导人在多伦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但奥巴马却在其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对天安号事件置若罔闻。7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对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提出抗议。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扩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扩大根基容易。笔者认为，中美在开展可持续合作之前，应首先努力扩大互利的利益。稳定双边关系的政策对双方都有利。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大于中国。同样，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是没有意义的。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目的应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但某些中国的评论家却颠倒了这一逻辑，认为稳定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高目标，中国应付出一些国家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中国就应同意美国售台武器，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然而，以这种代价换来的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中美关系能否持久稳定实际上是由双方的互利政策决定的。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方。
笔者曾提出，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以明确战略取代模糊战略，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比现在稳定。与此同时，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出，为了实现相互确保的稳定性，奥巴马政府应该放弃对华的遏制与接触政策，而采取一种共同演进战略（strategyofco-evolution）。他进而说道：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进。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确保稳定之中，后者将是我们未来与中国关系的明确特征，就像相互确保摧毁曾是当年我们与苏联关系的特征一样。笔者并不同意这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共同演进战略，因为这种战略试图在考虑这些（全球）新规则时将中国置于美国的一侧，，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诸多全球问题上会像日本那样忠实地追随美国。不过，笔者认同他所做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判断，也同意他所提出的，为了稳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实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思想。？尽管目前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的特点都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但在权力竞争这一点上两者是很相似的。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不同，因此依据不同领域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决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将能较好地服务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中美应将文化关系界定为真朋友，这有助于发展两国在教育、体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的友谊。中美在文化领域的互利利益远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两国应把培养文化友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中国已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政府间的文化节活动。中国、法国、印度三国每两年都会在本国主持一次对方文化的庆祝活动，比如在俄罗斯或印度举行完中国文化节一年之后，中国会对等举办俄罗斯或印度文化节。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关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层级却低于中俄或中印，双边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间层面。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例如，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协议能防止两国在出现新分歧时任意增加发放对方公民入境签证的难度。
中美可将经济关系定位为商业伙伴，这有利于双方进入对方市场和吸引对方投资。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还有着巨大的拓展潜力。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在2007年曾将中美两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误导人们认为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误以为中美是同一买卖中的共同投资者。仔细考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利益，我们会发现，这些利益主要是互补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两国能够满足对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满足的。例如，美国可从东盟国家进口玩具取代中国玩具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中国可以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其外汇储备。鉴于中美经济合作主要是以互补利益为基础，因此互视为商业伙伴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商业伙伴的黄金法则是公事公办，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两句话的最终指向都是商业伙伴并非朋友。这种关系定位能保持两国间的距离感，从而降低双方期待对方提供优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国做好了被美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的准备，而美国也认为中国不会顾及美国的压力而调整其汇率政策，那么双方就都不会因在汇率上的冲突而产生失望情绪，反而有可能讨论出一个双方各自都妥协的汇率标准。
中美政治关系可界定为政治竞争者，这有助于避免许多预料之外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冲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这使得两国难成政治朋友。
因此，为了减少预期之外的冲突，两国都应将对方明确地界定为政治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着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原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无法避免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美国，在向世界提供发展模式问题上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彼此明确为政治竞争对手，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其一，两国能达成明确的和平政治竞争协议，以防止双边战争的发生；其二，两国将逐渐习惯对方做出对己不利的政策，因此会将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预期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无助于增进双边政治关系，但却能够防止不友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个不太友好但稳定的政治关系远比一个起伏不定的假朋友关系更有利于中美双方。
中美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为彼此威胁者，这有助于促进消极合作，降低双边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性。在传统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国至今仍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一事实说明了两国间强烈的威胁感。中美军事关系还达不到竞争对手的水平，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10年之内都还难以赶上美国，目前双方在军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竞争。鉴于两国在军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因此承认两国在军事上的相互威胁性有助于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双边军事关系的稳定：(1)能够降低彼此对合作的心理预期，从而不至于因对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过失望；(2)增强两国建立防范危机机制的紧迫感，以防止意外军事冲突的升级；(3)接受对方军事不透明的合理性，从而减少两国为此发生的口角；(4)军事威胁者的身份有助于提高相互军事威慑的可信度，从而有助于稳定双边战略关系，防止不可收拾。
鉴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应将它们的总体战略关系定位为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并存的战略关系。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中美竞争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以发展模式为例，中美竞争在客观上可为世界提供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体现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对方的优越，两国政府就得不断改善和创新国家发展模式，都得对本国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国家采取施惠的政策，都得争取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领导，如同两国在科研领域的竞争会促进人类科技的进步一样。主观上，中美在以增加经济援助和承担国际责任等方法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将为全世界带来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夺道义制高点的竞争就非常有助于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总之，只要中美战略竞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种竞争对世界就是有益无害的。只要两国确信没人能赢得核战争，中美竞争就不会升级为战争，而且两国之间的和平竞争还会改善世界领导权。
中美的消极安全合作是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中国是崛起国，美国是霸主国，双方的实力地位使得两国难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胁或共同利益为主要基础的积极战略合作。中国要保证一个持久的和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就会必然寻求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而美国同样也绝不想与一个核大国开战。因此，双方都需要将战略竞争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内。这种合作虽然是消极的，但对全世界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间不开战，当今世界就不会出现大战争。目前，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国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盟友。笔者认为，中俄是半盟友关系，但俄罗斯的实际或潜在实力都难以像中国那样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因此，目前中国是唯一在客观上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将从两国的消极合作中受益。
七、结论。
笔者认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是冷战后两国关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而两国彼此假装为友的政策，加剧了双边关系不断出现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对两国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关系史表明，认为通过增强相互理解或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开展稳定的实质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了使两国关系得到持续的改善，中美应考虑在众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消极合作，同时降低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如果继续将精力集中在改变观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两国关系将会继续不断地跌宕起伏。事实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经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种能有效应对双方利益冲突与矛盾的方法。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除非中美放弃假朋友关系，否则双边关系难有实质进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关系从假朋友变成真敌人，因为人们不愿重回冷战时代。人们的常识是，如果中美成为真正！死敌，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危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美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又不想成为真敌人，于是只剩下两个选择，即假朋友和假敌人。本文分析了当前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弊端，因此，假敌人关系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选择方案，也就是将中美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关系。
真朋友和假敌人的基础在于双方互利的战略利益多于彼此的利益冲突。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互利性利益远大于彼此间的不利性利益，后者的互利性利益仅略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假敌人的双方难以意识到它们互利性的战略利益大于利益冲突，而会经常主观放大它们的利益矛盾，以为利益冲突大于互利利益，于是双方互视为敌。由于假敌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战略利益少于真朋友，因此从假朋友向假敌人转化的难度要小于建立真朋友关系。中美建立假敌人的关系，客观上能降低双方的外交目标，这易于外交目标的实现，从而将增强双方改善关系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开坦承双方战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将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的。如果双方较多地讨论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么这将有助于降低双方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也有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信誉与关系的稳定。有学者认为，将中美关系视为敌大于友的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其含义是说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说明中美建立假敌人关系的利益基础已经具备。那么中美就应更快地建立假敌人关系，因为假敌人关系比假朋友关系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及客观利益的现实性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积极竞争、消极合作。具体说来，中美两国文化上是朋友，商业上是伙伴，政治上是竞争者，军事上是威胁者。
为了扩大互利的利益，中美两国也应摒弃假朋友策略。两国放弃假朋友策略后可在四个方面获益：第一，加强思想准备应对对方的不友好行为，从而降低冲突升级的危险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慑战略的可信度，从而开展更多的消极安全合作。第三，降低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从而稳定双边关系。第四，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合作指导原则，稳定改善双边关系。当然，期待中美两国在近期内放弃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会促使两国意识到，明确战略比模糊战略能更好地为两国的自身利益服务。
中美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这四类利益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个领域都同时存在。因此，两国在决定就某一领域的问题开展合作之前，应明确该问题的利益类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则。两国应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那些基于利益矛盾上的消极性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在共同利益之上。当两国对双边合作的预期与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时，两国关系将有望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于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politic杂志，参见yanxuetong，“theinstabilityofchina-usrelations”，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3，no.3，2010，pp.263-292。作者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中美关系在2010年8-10月间发生的事件。
形势政策论文
就业是民生之本，大学生就业是我国就业问题中带有战略性的核心问题。然而大学生“毕业就失业”，早已不是危言耸听，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当前我国一系列就业问题中一道特殊的难题。其实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其中就业素质是最重要的一方面,高校希望培养出高素质人才,同样,企业也希望吸纳高素质人才。本调研通过研究大学生就业素质,并对其调查,了解大学生应具备何种素质来应对就业和企业又看重大学生的哪些素质,从而为大学生和企业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业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不难发现,大学生的就业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校的高度重视。如何正确分析其原因，拿出科学的解决办法，是我们大家共同思考以及共同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未来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基本趋势。
1、大学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多，将继续呈刚性增长的趋势。多年来，各地大学采取了扩招的措施，这使得在一个时期以来，大学毕业生的数量猛增，并将继续呈增长态势。在80年代初，每年的大、中专毕业生仅为几万人;90年，全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为31.2万人;xx年，这个数字将变为八、九百万人。未来几年，虽然增幅会趋缓，但大学生毕业数量仍处于上升通道。
2、大学毕业后工作难找，面临“毕业就将失业”的问题。据数据记载，截止到xx年5月底，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是：49.81%已签约和已有意向;27.25%没有找到工作;15.02%不想马上就业。即目前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比例大体在50%左右。今后，以我们高邮为例，需要的人才将偏向高学历、高技能、有实践经验的专门人才。
3、就业理念亟待转变，未来社会需求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人才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未来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实际上并不是减少，而是更加需要，关键是要转变就业观念，实现多渠道、分层次、全方位的就业。我们现在还只是大学在校生，求职、就业对我们来说，迟早将会面临。在3年后，我们该何去何从，未来的路在哪里?这是我们应该深刻思考和作出回答的。我想，在增加自身含金量的同时，今后要进一步转变就业观念，要有一颗平常心。
二、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
1、大学毕业生与社会所需人员产生“脱轨”现象。当前，市场需要的大多是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而大学校园培养的大学生刚毕业，基本没有工作经验，毕业生不符合企业的这种需要。
2、大学毕业生对自己的期望值往往过高。在大学毕业后，一般来说，大学生对自己的期望值较高，认为自己上了大学、有了文凭，就应该有个体面的工作。其实这种想法本无可厚非，然而一些毕业生不愿参加或从事比较普通的工作，一心想要找到高薪的工作。但是高薪工作往往要求很高，暂时还没有那个能力。
3、一些学校的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尚不够到位。学校对学生进行的就业指导、学生挫折教育以及技能培训等，都还未达到相应的要求。
4、其他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因素。一是专业问题。有的专业设置不合理，或热门过热，如目前法学毕业生六成难就业;二是能力问题。社会单位最看重学生的实际能力、适应能力，市场需要的又是新型复合型人才，而现实却无法提供这类人才，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三是区域问题。东部地区就业好于西部。
三、企业对大学生的要求。
面对现在的社会,面对大学生越来越普遍的现象,面对下岗工人的事实。企业对我们大学生的要求也是特别的挑剔。优中选优，而相对的那些不为所知的个人素质也进入了选择之列。
1、部分企业最看重毕业生扎实的专业知识。
从下面的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企业最需要大学生所具有的能力是扎实的专业知识，其次是外语水平、组织协调能力，分别占35.56%和34.66%，由此可见，在大学校园里，最主要的还是学习这一块，这也同时解决了大学生到底应以学习为主还是以工作为主的困惑。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也日趋细致，所有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一直是呈上升的趋势。在招聘中企业也越发的重视员工的专业技能，因而在缺乏一个统一的客观的专业技能评价标准的情况下，企业选择了首先了解毕业生的专业知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这样的趋势：企业所需要的人才也在日益向“专业化复合型”转变，在要求员工具有出色的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要求员工具备较高的心理素质、组织协调能力、管理能力等。
2、大多企业认为大学生综合能力最重要。
大多数企业很是看重应聘者的社会实践能力，相对于成绩与学历，社会应该更看重员工未来的发展潜力，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也会是当今学生注重培养的能力。
3、企业对毕业生的思想道德的要求比较高。
现阶段企业对毕业生的思想道德的要求是比较高的(61.90%的企业将思想道德列为对毕业生的特别要求)，这主要是由于企业为了应对目前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缺乏诚信的表现以及逃避人力资源风险而采用的措施。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企业的用人标准也日趋务实，在招聘中学历、学校名气等因素所占比重都日趋合理，企业的评价标准更加合理。
但是，还存在不少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因素，比如，家庭背景、性别等，企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免造成就业歧视，影响企业形象。
4、超七成学生不明企业的人才要求。
在被问及“你是否尝试了解目标企业对于人才的要求”时，有20%的学生认为“没有，感觉没必要”，50.8%的学生表示“尝试过，但仍然一知半解”。显然，超过70%的学生并不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尽管在当今社会，人们一直强调就业的双向选择，但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市场决定了大学生相对企业处于弱势的局面，企业的择才标准往往成为大学生择业的参考标准。在此情势下，学生需要科学地对市场做分析，需要关注那些未来希望从事的行业、职位的信息，甚至对目标企业的运行状况、企业文化也要知根知底，这样才有助于找准自己的职业发展机会。一个合格的商人起码要知道顾客要的是什么，然后来判断自己能否提供。如果连目标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定位都不清楚，对企业性质、企业文化等信息的了解程度更加少得可怜，求职自然会四处碰壁。
形势政策课论文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形势与政策课主要是帮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使学生基本掌握该课程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把理论渗透到实践中，指导自己的行为。
因此，要实现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目标，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效性，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必须贴近生活。贴近生活，就是要使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融入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内容之中，使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充满生活色彩，富有生活气息，反映生活本质；就是要使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途径和载体超越课堂、超越校园，要使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敏感地带和热点问题；就是要通过引导，使大学生更理性地观察、思考和分析生活。
一、联系现实生活，精选教学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时效性强，没有也不可能有较稳定的、具体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有些重大问题的教育时效性很强，学生很关注，社会影响大，迫切需要及时解决认识问题。
各高校一般根据教育部社政司下发的每学期《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主要围绕党和国家推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当代国际、国内形势的热点、焦点问题，并结合各校教学实际情况和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来确定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论述的热点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些国家大事。比如，从文化传承看国家软实力建设、台海局势分析、建立创新型国家、从中东、北非局势看国家的稳定富强、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等。二是吸引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焦点。比如，如何看通胀下的经济形势、从毒胶囊事件看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如何看待和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影响与应对，如何看待我国4万亿元投资扩大内需以及土地流转、食品药品安全、网络民意、从微博发展看网络规范等。三是与大学生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热门话题。比如，如何看待大学生就业形势、从大学生村官看就业择业等。这些问题，不仅在大学生中有很高的关注度，而且有很强的时效性、针对性，极易引起共鸣。
与其他课程相比，形势与政策课更为直接地体现着教学内容的现实性，它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宏大变化，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当时形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政策性、时效性，而且当代大学生比较务实，他们不喜欢听大道理，也不喜欢听脱离生活实际的空洞内容，如果空讲理论，不联系社会的生活实际，就达不到教书育人、转变学生思想的目的。所以，形势与政策课讲授的概念、原理、观点，只有结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才会使理论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也才能被学生所接受。
近年来，我校在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选择上注重选取贴近生活的、学生感兴趣的、国内与国际的热点焦点问题，并且有目的有重点地加以分析说明。例如春季学期开学之初，结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把最热、最受关注的3月5日结束的我国利比亚大规模撤离同胞的行动作为专题内容。通过本次专题的讲授传达给学生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让学生了解中国海外大撤离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外交为民”的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再如，在教学中为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我们在讲授的过程中及时穿插了东海问题，并及时向学生宣传理性爱国、干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这一理念，及时教育了学生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提高理性思考的辨析能力。
4月以来，我们结合国际国内最新局势，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理解和认识“中国梦”、认清我国当前海洋权益形势和国际关系等。这样为学生释疑解惑，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和了解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使他们无论面对任何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都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通过选择贴近社会生活的内容，把学生带到真实可感的时代生活中去接受教育，引导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也帮助学生树立起责任意识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二、贴近学生生活，创新教学模式。
要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强化教学效果，必须贴近学生生活，创新教学模式。
1.改变教学方式，实现灵活多样。
（1）系统讲授与专题讲座相结合。
要抓好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系统讲授，设立专题，把问题讲深讲透，满足学生的需求。例如，20全国“两会”期间，为了让学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及“两会”精神，我校通过精心安排，在“两会”召开之际就组织师生集体学习并提炼了相关专题，并按照相关教学计划集中组织向学生系统讲解，帮助学生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重大方针和政策。
同时，高校要结合实际，组织举办专题讲座，定期聘请校外领导或专家对国内外发生的突发事件、重大事件、重大节日或纪念日及时跟进讲解，如有关奥运、中东北非政局、两会精神、庆祝建党90周年、喜迎十八大的专题讲座等。例如，在进行南海局势的专题教育中，我们专门聘请海军工程大学教授、著名的国防理论研究专家黄友牛来校为学生作了题为“认清周边安全形势，不断增强国防观念”的报告。
（2）理论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在进行理论讲解时，要善于引领学生关注生活，在具体知识的呈现中充分做到把基本观点、原理融入鲜活的题材中，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切实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同时，要采用多维互动式教学模式，组织学生围绕其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吸引绝大多数学生参与教学活动。讨论方式有小组讨论、师生对话、看录像短片畅谈观点等。例如，在讲授社会保障体系时，除讲授政府的责任外，还涉及社会慈善机构，就可以让学生搜集“红十字会”的相关资料，就“郭美美事件”进行讨论，引导学生了解其他国家成熟的慈善活动的做法，进一步思考中国将来应该怎样完善慈善事业以辅助社会保障。
（3）课堂教学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形势，正确理解政策，不能离开学生利益的满足，要把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学校可以结合学分制，对学生听课、讨论、写报告等进行累计积分，并使之成为这门课程学习成绩的一部分。
2.改变教学手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随着高等教育条件的改善，高校电视教学、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越来越普及，在教学中充分应用这些现代化教学手段，能够丰富形势与政策的教育内容，增强形象直观教学，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和感染力。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教学手段要生活化、现代化，变抽象为直观。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手段和影视音像资料，建立素材库、制作精良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把文字、声音、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给课堂教学注入浓烈的生活气息，增强教学效果。例如，在讲授“庆祝建党90周年”专题时，可以下载电影资料，利用多媒体设施再现建党时的情景。
在形势与政策教育中还可以广泛利用电视教学，同时也可以创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体网站和栏目，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实际设置动静结合的频道，设置大量的贴近学生生活、拓展学生视野、活跃学生思维的栏目，开通由高水平教师主讲的网上专家论坛，设立专家网络邮箱，适时引导学生在线交流，开展在线答疑，建立网络教学考核评估系统等，满足学生对知识广延性、开放性的需求，使教学更加完整、连续、形象、生动和有效。
三、适应社会需求，加强实践教学。
现代社会要求教育必须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这就意味着教育要向生活回归。因此，要把形势与政策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既要搞好课堂教育，又要注重引导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例如，把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学习、服务社会、勤工助学、择业就业、创新创业紧密结合，要求学生参加寒暑期两次社会实践活动，撰写和提交调查报告，成绩计入课程学分。调查的主题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农村的学生可以在寒假对回乡过年的农民工进行调查，也可对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保、农民收入、农村食品安全等多方面进行调查；城市的学生可以对城市居民贫富差距情况、老年人生活状况等方面进行调查。
讲到“改革开放的成就”这一内容时，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走出课堂去收集各种资料，在切实了解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和发展后，带着思考和问题再走进课堂。
在进行就业形势与政策教育时，组织学生到一些大型企业调研就业形势和企业对专业技术人才需求情况。各种调研活动使学生更加贴近社会，更加贴近时代，更加了解国情，拓展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
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专题教学中，结合理论教学开展“生活中的荣与耻”征文、“校园中的‘风景’”摄影、dv展评等实践教学活动。围绕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让学生们关注和发现生活中践行“八荣八耻”的具体事例，用真情实感书写、拍摄身边的真善美，讲述对荣与耻的感悟。
依托学校、社区及教师资源，联系一些教育基地、知名企业、政府部门或是基层农村，让大学生带着任务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还可以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以重大热点问题为契机，深入挖掘其中的理论深度和实际教育价值，更好地把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和党团活动、“大学生三下乡”“青年志愿者行动”等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促进形势与政策课“入脑”“入心”，实现教学效果的知行转化。
社会是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第二课堂。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既能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又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实现由学校课堂向现实生活的延伸，对进一步帮助学生在社会这所大学校中认清形势发展趋势，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内化为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
总之，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本身具有开放性、时代性、前瞻性和社会性等特点，与时代和社会息息相关，与个人成长息息相关，形势与政策课的组织和教学应该是开放发展的，教学内容应该是贴近生活、与生活现状和谐对接的，教学过程应该是使学生融进教学环境，接触生活、接触社会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金雁。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三贴近”的思考［j］。江苏高教，（3）。
［2］孙洪艳。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探究［j］。成人教育，（11）。
（作者单位湖北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形势政策论文
摘要：宁波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障劳动者基本的生活权益以及企业合法的经营权益，使得宁波市的经济能够稳定发展。调剂最低工资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在实施政策历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下面综合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给出一些有效的政策建议,愿望对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实施有所赞助。
关键字：有效措施，最低工资，监督，鼓吹。
1、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从本文的总体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最低工资的就业正效应明显，即使在一些情况下出现负效应，负效应也对比小。另外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仍然偏低，在宁波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相应的提高，甚至与平均工资水平相比，也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最低工资在保障低收入人群基本生活条件吗，调剂宁波市居民收入结构，逐步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促进产业结构调剂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在现行根基上提高工资标准是可行的。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不同性别、行业、年纪、学历等群体有各自的特征，最低工资在这些特征影响下会产生不同的就业效应。所谓适度提高，就是遵照各自特性确立最低工资标准与失业之间的联动机制，在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时要考虑把失业率把持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尽力发挥最低工资正效应，避免引起失业负效应。
2、制定更加细化的最低工资标准。
从理论和实际结果也可以看出，在不同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女性的“就业歧视”等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若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不考虑这些因素，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不仅使得劳动者的权益受到危害，而且部分行业的用人单位也很难去履行最低工资规定。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需要在统一口径的根基上，分行业、分性别断定其标准。目前宁波市的最低工资的实行情况不佳，与制定标准不合理有关，虽然细化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定起来会对比繁杂，但是这种繁杂的最低工资标准最合理，有利于各用人单位去履行，地方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可以立足实际、充沛调查，制定出真正有利于企业履行和保障劳动者权益，同时又避免对就业产生影响的最低工资标准。
3、增强最低工资的监管和履行力度。
在宁波市最新的《最低工资规定》中，进一步完善了最低工资制度，但是在实际履行的历程中，仍有不少用人单位知法犯法，不履行最低工资标准，或者用加班加点，降低员工的福利待遇等来变相不履行最低工资政策，企业的这些行为都与最低工资的相关规定相违抗。宁波市政府部门如果在最低工资的.履行历程中选择不作为，甚至为了发展经济、提高自身业绩而放弃最低工资的监管履行，就会严重降低最低工资制定时预期的效用。要充沛发挥最低工资的功效，就要加强最低工资制定、履行等环节的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处分力度。
另外，社会和媒体也要充沛发货其监督、鼓吹作用。现在很多劳动者甚至用人单位负责人对最低工资规定并不熟识，对其中的具体内容更不领会，所以出现了很多类似包吃包住来抵充最低工资的情形，劳动者也没有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通过合法途径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我们要发动各种媒体对最低工资进行积极的鼓吹，相关劳动和社会保障组织则要深入各单位对用人单位负责人和劳动者进行制度的介绍和教导。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查处力度，建立企业违法记载登记，以求在社会上形成正确认识，自觉遵循最低工资规定的效应。
总之，最低工资是一项有首要意义的制度设计，与就业也确凿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何很好地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最低工资制度的核心问题，只有根据不同情况，找出最低工资相应的就业效应，才干确立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
形势政策论文集合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对外政策的调整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是经济大国，资源小国，对海外资源的依赖性和依赖程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加上国际局势动荡，对日本影响很大。因此，日本需要分散原料，燃料的供应，就近取材来满足其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
本在国际上的影响仍十分有限，它既无法同美，俄那种政治影响力遍及全球的超级大国相比，也无法与英法相比，因此，它力图在最有前途的亚太地区扩大政治影响，亚太地区既是日本的主要资源供应地，又是日本重要的商品市场。日本企图从政治上“担负起稳定亚太地区的使命”。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日本加强了亚太外交，积极在这一地区发挥作用施加影响。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积极参与，尤其在经济上大大增加对亚太“热点”地区的投资。加强经济合作。
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注入了新活力，中日官方和民间的互访增多，中日经济贸易迅速增长，经济合作的加强。文化的交流等都促进了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
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有了显著发展，总体来看，主流是好的，正常的，发展是顺利的，都给双方带来了好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摩擦，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
政治上，主要上是日本如何对待过去的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这是中日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
经济上，大多是业务问题：一是两国由于体制的不同，在契约的观念，市场开放程度，交涉权限等方面产生的差异，二是随着歼击机往来的扩大，引起的贸易不平衡。三是在技术合作方面，日本企业严密控制先进技术的出口和转让，采取卖产品不卖设备，卖设备不卖技术的做法，这不能满足中国在技术引进方面的要求。
1.史教科书事件。
日本为了替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战争开脱罪责，近些年来，频频发生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引起了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
形势政策课论文
全球治理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英的口头语。精英们提出，技术创新和市场自由化带来的跨境商品、服务、资金和信息流动激增大大提高了全球国家的关联程度，以致于任何国家都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我们需要设立全球机构，制定全球规则和全球协议。
这样的说法今天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质疑它就像对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提出质疑。但适用于气候变化或流行疾病等真正全球问题的规律并不一定适用于多数经济问题。与我们经常听到的不同，世界经济并不属于全球公域。在经济问题上，全球治理所能带来的好处有限―而且有时还会造成损失。
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是因为地球仅有单一的气候体系。在哪里排放温室气体都没有任何差异。因此国家限制碳排放对国内的好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恰恰相反，明智的经济政策―包括开放―首先是要有利于国内经济，承担经济政策不善所付出的代价也同样如此。单个国家的经济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内情况而非国际局势。如果经济开放受民众欢迎，主要因为上述政策符合国家自身利益使然―而不是因为这样做能够帮助外界。能为全球经济稳定添砖加瓦的开放和其他明智政策并不取决于全球精神，而是取决于自身利益。
有时，牺牲其他国家利益才能成就国内经济优势。这就是所谓以邻为壑政策的案例。石油等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资源供应商为哄抬价格而限制国际市场资源供应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国的收益就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损失。
“最佳关税”背后也存在类似的机制，即大国通过限制进口达到操纵贸易条件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限制或禁止运用上述政策的全球规则理由显然非常充分。
但困扰决策者的绝大多数世界贸易和金融问题并不属于此类。这方面的例子有欧洲农业补贴、对转基因生物禁令、美国滥用反倾销规则或发展中国家未能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风险自担”政策。由此产生的经济代价主要由国内民众承担，即使此类政策可能同时对别国民众产生不利的影响。
举例来说，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农业补贴十分低效，高价格高税收或二者兼备导致欧洲农民受益的同时损害了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这样的政策部署不是为了从其他国家那里占取好处，而是因为分配、管理或与公共健康相关的其他矛盾的国内目标主宰了整个经济动机。
加剧经济周期和造成金融动荡的糟糕的银行法规和宏观经济政策也同样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超越一国边界的经济溢出效应可能无法忽视。但如果美国监管机构未能尽职尽责地完成监管工作，原因并不是因为别国经济受损而美国经济受益―美国本身就是受害最重的经济体之一。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经济失策或许是发达民主国家政府未能解决不平等日益扩大的问题。其根源同样来源于国内政治―具体而言，是金融和商业精英控制决策过程以及他们胡编乱造的有关再分配政策的限制。
可以肯定，全球避税天堂就是以邻为壑政策的例子。但只要他们愿意，美国和欧盟等大国原本有能力采取更多限制避税―和竞相减免企业税的措施。
因此我们今天的问题与全球合作的缺失并没有什么关系。今天的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因此不能通过国际机构制定规则来加以解决，更何况破坏国内政策的那些既得利益能够轻易影响所谓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往往只是保护既得利益全球计划的代名词，也正因如此，它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协调国内经济政策。
因此，关于全球治理的解决方案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专注于改善民主制度的国内运作问题，而不预判政策将产生何种对外影响。这是一种侧重于强化民主国家而非全球化的全球治理模式。
我认为，应当制定旨在提高国内决策质量的全球规则和程序要求。与透明度、广泛代表性、问责制和在国内诉讼中使用科学或经济证据等相关的那些全球纪律，只要不限制最终结果的，都是上述规定的实例。
全球机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这种类型的纪律。比方说，世贸组织的卫生及植物检疫措施应用协议(sps协议)明确要求在进口商品涉及健康问题时须出示科学的证据。这种类型的程序性规则可以很大程度上更好地扩大应用，以改进国内的决策程序。
此外我们还可以要求受进口关税不利影响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参与国内诉讼来改进反倾销规则。我们可以借助包含静态和动态效率的经济成本效益分析来改进补贴规则。
只有通过改进民主决策进程，才能解决那些由于国内审议失败所带来的问题。全球治理在此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起作用的前提是它促进国内决策而不是对其加以限制。否则，全球治理目标会体现出一种对技术官僚方案的渴望，而这样的方案只会践踏并削弱公众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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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的形势政策论文
摘要：“南海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过定义，但都很难全面地反映“南海问题”应有的内涵。只有从“原发性”和“诱发性”两个因素深入分析南海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才能很好地破解“南海问题”，这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
关键词：“南海问题”;“原发性”;“诱发性”
随着南海局势的不断升温，“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于“南海问题”的成因也已达成某些共识，比如利益说、主权说、地区话语权争夺说等。但是，关于“南海问题”却没有形成一个明白的、清晰的共识性的定义。本文力图在厘清“南海问题”的基本内涵的前提下，对“南海问题”深层原因做出分析。
所谓“南海问题”，是指由于南海周边国家围绕中国南海海域的领土、资源、海域划界、海上航行等方面的利益进行争夺而产生的问题(“原发性”)，以及由于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带着各自不同的战略目的介入这一问题而导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诱发性”)，而“南海问题”是这两类问题的“和”。“南海问题”涉及的面较广，在现有的研究中，一部分学者关注的是“南海问题”的第一层面(“原发性”层面)，即围绕南海周边国家的主权争端、海域划界、资源争夺等进行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则主要从“南海问题”的第二层面进行研究(“诱发性”层面)，即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介入南海战略层面进行研究。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国际关系主要是指大国关系，“南海问题”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大国之间的问题。而笔者认为，“南海问题”不仅关乎大国因素，同时也有不可忽视的南海周边国家因素，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它首先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要想真正厘清“南海问题”的成因，就必须全面的把握“南海问题”，分别从“南海问题”的两个不同层次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索。
“原发性”的“南海问题”是指由于南海地理位置、资源情况、周边国家的性质及结构而必然产生的问题。这类问题具有原发的特点，并不是人为的诱导。“诱发性”的“南海问题”是相对于“原发性”而言的，它不是原发的，是部分国家为其某种目的，而对“原发性”的问题进行诱导性的安排，从而产生一系列新的、复杂的问题。从这两个层次入手，本文将“南海问题”的成因分为“原发性”成因和“诱发性”成因。
(一)南海问题的“原发性”成因。
“南海问题”产生的“原发性”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来自于南海周边国家，尤其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另一方面的原因来源于中国。
1.南海周边国家的原因。
南海周边国家导致“南海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逐利，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是自私的，也是逐利的。南海“有利可图”的现实不可避免地让南海产生“问题”。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多种矿物质。据探测，南海海域储藏油气量230—300亿吨，占全球储量的12%，约占中国石油资源总量的1/3，是世界“四大海底储油区之一”，有“第二个波斯湾”的美誉。其中，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盆地的油气储藏量约200亿吨。据科学家估计，南海海底的可燃冰储量相当于中国石油总量的一半。巨大的物质利益驱使部分国家铤而走险，将国际正义和道义抛在一边，“先下手为强”，纷纷掠夺南海资源，并与外国石油公司勾结，在南海开采石油。近三十年来，马来西亚、越南、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五个国家与西方二百多家石油公司合作，在南海海域合作，钻探油井约1380口，年产石油量达5000万吨，相当于大庆油田最大的年开采量。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南海问题产生的原因是领土主权争端，而笔者不这样认为，笔者认为领土主权争端只是南海周边国家为了逐利而采取的手段，因为没有主权就没有资源开采权，没有主权，就没有海域划界权。在侵占中国领土方面，越南在1975年4月解放西贡，并占领原西贡政权侵占的中国南沙6个岛屿，同年5月，越南刊登全国地图，把南沙群岛改名为“长沙群岛”，划入其版图。从1975年至1998年，23年的时间里，越南共侵占我国南沙岛礁29个。菲律宾在1970年至1980期间，采取军事行动，先后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8个岛礁。马来西亚于1978年开始，在我国南沙群岛南端的一些岛礁上树立“主权碑”，并把南沙27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入其新版地图。
2.中国方面的原因。
南海自古以来就中国的，中国对南海拥有历史主权的理由充分、证据确凿。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南海成为列国争夺的焦点呢？分析下来中国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具有传统的大陆性。中国强大的时候，要么闭关锁国，高傲自大，要么是在南海进行宣威，并不想走出南海像其他西方列强一样殖民其他国家，长期以来中国对海洋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传统的陆地国家。二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起伏。尤其海上力量的起伏也是导致南海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自中日甲午海战过后，中国海上力量开始一蹶不振，其他殖民国家开始纷纷乘隙而入，导致中国南海许多岛礁被他国占领，比如现在中国与越南有争议就一部分属于越南从西贡政权继承的。而今天中国发展了，变得强大了，肯定不能让这种耻辱继续下去。清华大学阎学通先生对日本将钓鱼岛问题国有化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大意是强盗霸占民宅居住了几十年，由于害怕房主强大后来追讨房屋，干脆先向房主索要房产证。这一比喻也基本适用于南海问题。如果中国从强大开始就不再衰弱，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同样，如果中国从衰落开始就一直衰落，不再强大，南海各国也不用这么耗费心机，因此，可以说南海问题成因中，中国国力的强盛与否占有很大的比重。
“南海问题”产生的“诱发性”主要来自于域外大国，主要是美国、日本和印度。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诱导“原发性”的“南海问题”产生新问题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和战略围堵，另一个方面是逐利。
1.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成因的因素。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和战略牵制主要是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为了保障自己世界霸主地位的战略。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国，美国不可能将此等殊荣拱手相让，肯定会对中国百般阻挡，四面挖坑，处处埋雷。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南海就是一个绝佳的场所，让南海产生“问题”，就成为美国诡计的诞生地。因此，“南海问题”变得如此这般复杂，可以说很大的原因是美国的战略诱导和牵引。在南海，美国一个方面是发展美国与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将菲律宾打造成南海地区的“雷区”和其围堵中国的前哨阵地，美国预计在菲律宾部署4000～4500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帮菲律宾升级更新现代武器系统，于2010年3月，美国赠送6艘配置重机枪的美军舰艇给菲律宾海军，2010年，美国将菲律宾正式纳入其“全球合作伙伴计划”，承诺向菲律宾提供军事安全保障和军备支持。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在军事互访、武器销售、军事培训、后勤支援等方面的合作。美国在南海逐利主要体现在对战略通道的控制上。南海早就被称为“亚洲地中海”，处于菲律宾苏比克湾和越南金兰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海上交通要道，是东亚通往中东、南亚、欧洲、非洲、必经的国际航道。通过南沙海域的船舶总吨数相当于世界船舶总吨数的一半，占世界石油运输量的一半，其通航量是巴拿马运河的3倍、苏伊士运河的2倍。当今世界，有95%的国际贸易通过海上运输，海上通道安全也就等于大国的生命线安全。目前，中国有39条航线通向国外，其中21条经过南沙群岛海域，全国对外贸易总量的60%经过南沙群岛。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确保该通道畅通或者控制该通道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
2.日本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的因素。
日本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在域外国家中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日本积极展开穿梭外交，挑拨越南、菲律宾等国，插手南沙争端，达到使“南海问题”久拖不决的目的，在牵制中国崛起的同时扩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争夺东南亚地区话语权。同时，日本诱导“南海问题”朝国际化方向发展，也有为其在钓鱼岛问题上争取主动的战略考虑。
3.印度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的因素。
印度搅局南海和诱导“南海问题”的战略目的主要是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极大地消耗中国的力量，为其在中印边境谈判以及“克什米尔问题”等方面争取主动权。印度逐利方面主要是近年来，印度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消耗的不断增加，从南海获得石油和天然气的利益驱动就成印度诱导“原发性”的“南海问题”产生裂变的主要原因。
三、结语。
“南海问题”从其“原发性”的角度看本身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其成因也相对简单，主要是南海周边国家受物质利益的驱动，进而对中国领土提出主权要求以及中国为维护领土完整而与相关国家之间进行博弈，从而导致的“南海问题”。从其“诱发性”的角度出发，南海问题就变得相对复杂，而其成因也是相互交织。有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战略目的驱动，也有这些国家为谋求物质利益的利益驱动。看清楚“南海问题”的成因，针对“南海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才有可能有效地解决“南海问题”。“南海问题”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的绊脚石，是美国等体系大国围堵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同时，有效合理地破解“南海问题”对于培养中国的领导能力、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的能力都大有帮助，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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