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余秋雨散文的特点（实用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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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特点

余秋雨通过对历史深沉的理性感悟，把自身对历史、人文关怀以及自然之美进行了形象的融合，这也形成了余秋雨创作风格的构成要素。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阅读余秋雨的散文读者可谓是享用了一顿文化大餐，读者不仅可以听故事、学艺术而且可以探历史、寻文化，在其作品中感受哲、史、思、艺的文化魅力，也正是这样丰富的内涵使得余秋雨的散文容量宏大、内涵深广、篇幅较长其中也蕴藏着做种独具特色的写作手法。对余秋雨的解读，无论是从饱含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化苦旅》的角度、亦或是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还是对比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都可以感受到余秋雨散文集创作中的金典之处，这些作品品也成为了新时期散文文化回归的先河。在余秋雨先生的众多散文作品中都蕴含着它独特送的创作风格，具体来说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通过游历山水名胜把握文化的脉络。

在创作的过程中，余秋雨有着明确的写作目标，始终本着意气为先的原则，按照主题先行的风格来创作。它的散文，看似在写山水，其实，究其本质，是在进行文化寻根。他散文中的山水，所发挥的只是背景作用，是为了衬托而出现的，而真正的创作目的所在是要从山水中找寻生命之真谛、寻求文化之根源，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来形容，就是：余秋雨的散文是“走”出来的。比较典型的就是《千年一叹》一文，这是一篇自序，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理解起来是这样的：相比较于笔端，我个人更加注重脚步;相比较于文章，我个人更关注生命;相比较于精细，我个人更倾向于粗糙。

余秋雨的散文被誉为文化大散文，他的作品在创作中注重的是文化的含量、其取材往往与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内涵的自然事物和人文景观相联系，常以文化的视角观照生活，作品往往附着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自觉的文化意识。在其作品《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其中《白发苏州》《江南小镇》等以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为背景，把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表现得形神俱佳。《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等直接把笔触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

这些文化创作一方面体现出了余秋雨深厚的文化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也是作者通过山水名胜把握文化脉络的典型写照。

二、通过历史文化名人来感慨和反思。

在历史长河中遨游、在古今中外游走的余秋雨，对历史演绎的感悟是内心的由衷，是随心所欲之作，他借助历史名人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通过自己内心情感的抒发不断自我反思。在余秋雨一生的苦旅中，和一个个历史名人进行了真心的交流与沟通，在恳切的交谈中，共同探讨生命的真谛。比较典型的就是《苏东坡突围》一文，文中体现了他对苏东坡先生的无限崇拜之情，他会为东坡先生被小人攻击而愤慨，通过他的这种愤慨之情也让作者感慨中国人不懂爱惜自己，从而引发无限的伤感的情怀。

余秋雨心中总是怀有作者，无论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游荡，他总是将作者放在自己的心上。在与古人对话之后，余秋雨以对话式的议论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这不仅让作者被感亲切，同时也增强了散文作品的现实感，使得文章的张力和空间得以拓展。对作者来说这更具有吸引力。

三、通过抒情的写作手法来议论。

较其他散文中的议论抒情而言，余秋雨作品创作过程中的议论抒情略显不同，余秋雨散文中的议论有其独特的风格，首先它以议论为主，再辅之以抒情手法;此外，巧妙的通过抒情的方式，把所要议论的问题完整的体现出来，这种抒情和议论的有机融合，更为其散文增添了些许睿智，增加了几分情趣，从而给读者以精神上的享受。

余秋雨除了利用抒情的写作手法来议论之外，其语言上体现出来的典雅、灵动以及对语言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是其散文创作中的另一个亮点。

通过阅读余秋雨的散文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雅致的.语言美，也许更能吸引读者的是在这些优美语言的背后还包含着历史的理性，这是一般的写作者难以企及的。

余秋雨除了运用语言的巧妙之外，在创作的过程中他还把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进行了有效的整合。排比的巧妙运用一方面增强了表达的力度和气势使作品的语言不在矫情，相反是更具张力;另一方面，他在散文创作中还注入曲折动人的小说手法和立体的戏剧剧场效果。在其代表作《道士塔》第二节中，就有人物，有动作，有语言，有道具，甚至有音响和不同颜色的舞台背景，像散文、像小说，更像戏剧剧本。

总之，余秋雨散文创作中，注重的是对历史文化的解读，强调的是对经典的诠释，即便是没有相关学理的支持，其散文也一样能够十分形象，它的题材之宏大，可以说是无所不纳，并最终体现于文化上，也是因为此，才让我们感受到其作品风格和和其他著名散文家作品风格的不同，从而被称为是真正的文化散文，其特色之独特，更赋予了余秋雨当代散文史中极富特殊贡献的文化散文家。

浅析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特点

(一)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二)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三)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余娴熟地运用了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还采用了小说笔法、戏剧的笔法、镜头特写等多种手法，这对于烘托主题，使文章内涵更深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叙事的小说化特点。

余深谙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他凭借小说这种文体，使他的作品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首先小说的要素之一是故事，余是一个比较善于构建故事，甚至是很多传奇色彩很浓的故事，如《莫高窟》写到乐尊;写《上海人》，思绪飘逸，引叙出徐光启的'故事，进而更深意义阐述上海人文化性的构成;其次小说的要素之二是细节。余的散文中常常见到栩栩如生的描绘，靠细节构筑成优美深邃的诗情画意。

（2）余散文中的剧场效果。

余在创作文化散文之前是从事戏剧理论创作，对于戏剧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在他的文化散文中，他融会贯通地运用了戏剧效果。他也曾说：我在散文中追求的场景，会使有些段落写法上近似小说，但小说的场景是虚构的，而我的散文中的情景，则力求真实。这些话我们可以从《文化苦旅》中找到印证，如《都江堰》那久久伫立的仪态，复杂的心理情绪都可作为剧场的一个场景。还如《白发苏州》、《信客》等篇章，只要略改一下就可搬上舞台。因此，这些经过艺术处理的文章，充满了阅读张力，常能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境界。

余与其说成是散文大家，不如说成是一位辩思的哲人，正如一些评论者对他的评论：“系秋雨散文的最大特色除了它浓郁的学术味和文化味外，便是那种诗意的写作风格，而构成这种风格的，恰好就是那种雅致高贵的忧伤，神驰古今的浪漫，充满终极关怀的文化品位”。对此，对于我们大学生写作也有很强的借鉴性，也能够为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首先，在追求表达的主题上，是力求表达自己，还是外部事物，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如何将其协调好，实乃智者所为。而我始终认为，能够表达自己真情，就是好的，不必太拘泥于章法，本身“文无定法”，但同时也渐渐发现，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不能总沉浸在小我的忧伤温情的封闭世界中，我们还要时不时地抬抬头，仰望一下古今，仰望一下中外，这个时代缺少一份大气、恢弘，但我们的文章却不能圈囿如此，我们也须怀着一份博大的文化良知。

其次，对语言的考究上。余散文的语言非常考究，字字句句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这种刻意加工而成的文字，太过浮丽、花哨，掩不住某些内容的空洞，从《千年一叹》中可以看出，他的有些评论太过牵强，这也是《千年一叹》远不及《文化苦旅》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对语言的考究选用上要注意的是避免内容的空洞，不能为语言而语言，那种华而不实的文章没有多大的生命力，也会被聪明的读者所唾弃。

最后，关于风格的创新问题。既然是风格了，干吗还去创新?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其实未必，风格是要创新的，需要变化的。尤其对于本身固有自由精神的散文体来说，太常规化的风格〈或说成是格式吧〉也会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套式，限制着自己的发展。细观余的散文，发现其中内含一种书写模式，譬如《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作品都有“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创作元素。这种缺乏变化的话语模式最终让阅读者厌倦，因为它无法提供更多的阅读可能性。“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这种僵化的三位一体话语模式与散文本身固有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格格不入的。“余秋雨的散文很容易就获得了世俗性的巨大成功，但在精神深度上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文学不是抚慰品，不是按摩椅;文学是向阅读者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文学是让阅读者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所以风格创新是非常必要的，作品的生命力也才会长久。

浅析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特点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二)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三)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余娴熟地运用了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还采用了小说笔法、戏剧的笔法、镜头特写等多种手法，这对于烘托主题，使文章内涵更深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叙事的小说化特点。

余深谙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他凭借小说这种文体，使他的作品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首先小说的要素之一是故事，余是一个比较善于构建故事，甚至是很多传奇色彩很浓的故事，如《莫高窟》写到乐尊;写《上海人》，思绪飘逸，引叙出徐光启的故事，进而更深意义阐述上海人文化性的构成;其次小说的要素之二是细节。余的散文中常常见到栩栩如生的描绘，靠细节构筑成优美深邃的诗情画意。

(2)余散文中的剧场效果。

余在创作文化散文之前是从事戏剧理论创作，对于戏剧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在他的文化散文中，他融会贯通地运用了戏剧效果。他也曾说：我在散文中追求的'场景，会使有些段落写法上近似小说，但小说的场景是虚构的，而我的散文中的情景，则力求真实。这些话我们可以从《文化苦旅》中找到印证，如《都江堰》那久久伫立的仪态，复杂的心理情绪都可作为剧场的一个场景。还如《白发苏州》、《信客》等篇章，只要略改一下就可搬上舞台。因此，这些经过艺术处理的文章，充满了阅读张力，常能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境界。

余与其说成是散文大家，不如说成是一位辩思的哲人，正如一些评论者对他的评论：“系秋雨散文的最大特色除了它浓郁的学术味和文化味外，便是那种诗意的写作风格，而构成这种风格的，恰好就是那种雅致高贵的忧伤，神驰古今的浪漫，充满终极关怀的文化品位”。对此，对于我们大学生写作也有很强的借鉴性，也能够为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首先，在追求表达的主题上，是力求表达自己，还是外部事物，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如何将其协调好，实乃智者所为。而我始终认为，能够表达自己真情，就是好的，不必太拘泥于章法，本身“文无定法”，但同时也渐渐发现，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不能总沉浸在小我的忧伤温情的封闭世界中，我们还要时不时地抬抬头，仰望一下古今，仰望一下中外，这个时代缺少一份大气、恢弘，但我们的文章却不能圈囿如此，我们也须怀着一份博大的文化良知。

其次，对语言的考究上。余散文的语言非常考究，字字句句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这种刻意加工而成的文字，太过浮丽、花哨，掩不住某些内容的空洞，从《千年一叹》中可以看出，他的有些评论太过牵强，这也是《千年一叹》远不及《文化苦旅》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对语言的考究选用上要注意的是避免内容的空洞，不能为语言而语言，那种华而不实的文章没有多大的生命力，也会被聪明的读者所唾弃。

最后，关于风格的创新问题。既然是风格了，干吗还去创新?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其实未必，风格是要创新的，需要变化的。尤其对于本身固有自由精神的散文体来说，太常规化的风格〈或说成是格式吧〉也会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套式，限制着自己的发展。细观余的散文，发现其中内含一种书写模式，譬如《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作品都有“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创作元素。

这种缺乏变化的话语模式最终让阅读者厌倦，因为它无法提供更多的阅读可能性。“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这种僵化的三位一体话语模式与散文本身固有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格格不入的。“余秋雨的散文很容易就获得了世俗性的巨大成功，但在精神深度上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文学不是抚慰品，不是按摩椅;文学是向阅读者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文学是让阅读者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所以风格创新是非常必要的，作品的生命力也才会长久。

1、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话，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2、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情，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

3、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殒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

4、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话，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5、什么季节观什么景，什么时令赏什么花，这才完整和自然。如果故意地大颠大倒，就会把两头的况味都损害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正常的天象。

6、中年人的当家体验是最后一次精神断奶。你突然感觉到终于摆脱了父母兄长老师的某种依赖，而这种依赖在青年时代总是依稀犹在的;对于领导和组织，似乎更贴近了，却又显示出自己的独立存在，你成了社会结构网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点;因此你在热闹中品尝了有生以来真正的孤立无援，空前的脆弱和空前的强大集于一身。于是，青年时代的多元体验也就有了明确的定位和选择。

7、领悟了自己还应该提醒别人。奥林匹克精神照耀下的各民族健儿的极限性拼搏是一种提醒，而始终无视生死鸿沟的探险壮士更是一种提醒作为一个人，能达到何等样的强健。强健到超尘脱俗，强健到无牵无挂，强健到无愧于缈缈祖先，茫茫山川。

8、人生的道路也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一出生便是自己，由此开始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丧失自己，也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自己找回。

9、做一个快乐的女子，一定要快乐,不快乐也要制造快乐，笑容不一定能使世界绽放，却可放松紧绷的胸膛，开心，就笑，让大家都感染到，悲伤，就哭，美容，倾诉，然后一切归零，爽朗，对内心卑微的自己笑笑，汲取安慰和力量，信赖，神清气爽，然后可以轻舞飞扬，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

10、在google上输入“”，可以得到条结果，但输入“结局”，却只能得到条结果。可见，并不是每个，都有结局。

11、一个混浊的中游不可能带来一个清澈的下游。

12、生命中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了，却来不及遇见;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熟悉了，却还是要说再见。对自己好点，因为一辈子不长;对身边的人好点，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能遇见。

13、在google上输入“”，可以得到条结果，但输入“结局”，却只能得到条结果。可见，并不是每个，都有结局。

14、中年人一旦有了当家体验，就会明白教科书式的人生教条十分可笑。当家管着这么一个大摊子，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在涌现着新问题，除了敏锐而又细致地体察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开每一个症结，简直没有高谈阔论把玩概念的余地。这时人生变得很空灵，除了隐隐然几条人生大原则，再也记不得更多的条令。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好的人生状态，既有很大的幅度，又有很大的弹性。

15、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你万箭穿心，你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别人也许会同情，也许会嗟叹，但永远不会清楚你伤口究竟溃烂到何种境地。

更多。

浅析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特点

和思想内蕴的极致，这是他文章的精华和气脉所在，也是始终令人动情、沉思、惊觉的根源。

同时余秋雨又是一个争议最多的作家，可以说在全国出现了一种“余秋雨现象”。近年来，他受到批评也是空前的，有从质问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有人评说余秋雨的散文程式化，虚假化；有人抨击余秋雨好为人师，处处以学者、导师身份说教。如今，余秋雨已辍笔散文创作。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从其散文创作脱颖而出的道路中，对散文文体探索与尝试上所体现的创新意义出发，感受其作品对文化所体现的积极意义，领略他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综观余秋雨散文，我认为余秋雨散文创作的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突破传统体裁模式文学体裁往往是在作品产生后，人为的硬性规定的结果。

然而，余秋雨对于散文传统模式有了较大的突破与创新，为散文创新开辟了新道路，拓展了新领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篇幅宏大。古典散文等同于“小品文”，即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以小见大”是它在选材立意上的基本原则，形成了简约的审美规范。读余秋雨散文的给人的感觉就是磅礴大气、容纳古今、气象万千的鸿篇巨制。《文化苦旅》31篇中，以都江堰最短，也有3500余字，《风雨天一阁》有16000余字。《遥远的绝响》14000余字、《苏东坡突围》有10700余字、《一个王朝的背影》近13012余字，连《柳侯祠》最短，也有2800余字，这些篇目的特点是字数多、容量大、历时长。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吞吐古今、驰骋万里，仿佛他作品里的“三叠泉”，裹挟着自然的冲击力，雷霆海啸般翻卷而来，带给人审美的强烈震撼，仿佛长河落日的圆融气派，又仿佛黄钟大吕的磅礴气势，令人荡气回肠，从精神上为之一振。其实，长篇散文的出现是散文发展的必然趋势，篇幅短小的文体规范极大地制约了散文的表现内容，使许多过程长的、容量大的、情节复杂的重大题材被排斥在外。林语堂曾指出：好散文必须具有容纳充分发挥才能的篇幅和轮廓，必须改变迫于生产力落后而形成的简约、削足适履的'旧观念。可见，余秋雨散文的出现迎合了散文的发展趋势。

的流变）、科考（十万进士品说科举制度的利弊）、旅游（品味山水风光的内涵），几乎无所不包。古今中外，天马行空，丝毫没有没有时空的限制。从地域看，余不仅走篇了中华大地，而且游历了欧亚大陆，长江黄河三山五岳都被他调遣，关山大漠名胜古迹都任他叙说。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文艺复兴的故乡都进入了他的笔端。从时间讲，他喜欢穷本溯源，莫高窟壁画，都江堰水利，天一阁藏书，三峡风光都是从古到今，洋洋洒洒，尉为大观。

二、强大深厚的文化意识。

1、以独特的视角探索文化。

纵观其散文，可以说，他似乎在于历史的对话与共鸣间，自觉地将学者的文化意识，富之于笔端，在山水古迹间找到了自己情感的契合点，以开阔的思路，品评历史精魂，让文化之风拂过读者的心灵，激起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思索。

2、关注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

余秋雨清楚的知道，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承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风雨天一阁》中，他写道：“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他呼唤建立健全的人格，而这一呼唤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未尝不具有深意。在《西湖梦》中，作者以一个“介入型”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使命感，委婉地批判了“不能把那种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的知识分子，充满了当代知识分子入世的精神，敢想敢为的作风。

在余秋雨的笔下，还闪现出一大批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苏东坡、范仲淹、柳宗元等。他们都是才华横溢而又命运多蹇的人，他们因富有才华和个性而不容于朝廷，受到小人的诋毁，他们的生命力受到挤压和摧残。但是，无论他们处在怎样的险恶条件之下，都有不变的文化良知。恶劣的环境没有折服他们，相反，反而磨练了他们的意志，激发他们更大的智慧。作者通过对传统文人的悲剧性命运的展示，使人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文明史是一部苦难深重的文明史，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和专制制度及愚昧野蛮不断进行抗争的搏斗史。

三、极致的语言表现力语言是文章的载体，最能体现作者的文学功底，表现作者的文风和个性。

余秋雨的散文语言表现为华丽典雅、重视色彩、旁征博引，叙述、议论、描写融会贯通，充溢着一种贵族气质。如《阳关雪》中对古战场的描写：“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土，又一阵烟土，都飘散远去。”整齐的句式，严谨的句子，生动的描写，使人如临其境。尤其是引用了王维的诗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人仿佛看到唐人风范，沉思历史的沧桑。在《三峡》中引用了余光中的《寻李白》“酒入愁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写出了李白的诗情，也写出了李白的人格。《苏东坡突围》一文的语言更是典雅绮丽，文中引用了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写尽了东坡真正精神上的孤独。尤其是结尾对成熟的论述更高一筹：“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生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余秋雨在修辞运用上更是得心应手，比喻、夸张、拟人、借代、排比、设问、反问等无处不在，极大地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用得最多的是排比，“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这里的小食太甜，这里的女人太俏，这里的茶馆太多，这里的书肆太密，这里的书法过于流丽，这里的绘画不够苍凉遒劲，这里的诗歌缺泛易水壮士低哑的喉音。”（白发苏州）用一串排比形象地表现了苏州的风俗和历史。像这种排比句在每篇文章中都有，有如长洪大波，山崩海啸，气势宏大，极富感染力。余的语言也有平实朴素的一面，如在《家在龙华》描写好友用了“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但同样感人。

应当说，作为一名大文化散文的写作者，余秋雨的散文语言别有意味，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语言言简意赅，字约意丰，并且非常注重语句之间的抑扬顿挫、音节上的铿锵悦耳，具有声音美、意象美以及句法美，从简单又简约的普通文字中发掘出他人所无可比拟的独到品质，构造他特有的语言品位。

四、散文小说化。

余秋雨文化散文还有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散文的小说化艺术形式，有意识地将他的散文与小说以最好的形式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散文小说化艺术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小说与散文的相互融合。

余秋雨文化散文具有小说的四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把散文与小说的特点相结合，注重故事情节的塑造，有连续性、完整性、生动性的特点。而传统散文为了体现主题只是截取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一场景，用以凸现主题。如《风雨天一阁》给我们讲述了天一阁作为文化象征传承流转的整个过程。如创始人范钦在为官生涯中如何费尽心力地收集书籍孤本，对于天一阁的文化传承如何处心积虑，清代姑娘钱绣芸为了自己的文化渴求如何嫁到范家；而同时对范钦的健全的文化良知、天一阁对《四库全书》编纂的历史贡献，以及民国初年遭到盗毁的打击等等进行了具体描述。对于故事的完整性、生动性的情节塑造，非常到位。特别是生动的细节描写：“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这些小说的表现形式：如倒叙式、细节性描写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转换，悬念设置等，使散文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

2、还原似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

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如《阳关雪》中，描写王维“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我们都没有身临其景，都不知道王维的友人是否帮他打点行李，也不知道他是否“瞟了一眼”，是否“微笑着”，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渲染了朋友离别的气氛，呈现给我们一个具体而生动的画面，让我们更加容易理解王维当时的心境，更能够体会作者的情感。作者就是通过合理的想象，让历史再现，让人如身临其境。

结论。

余秋雨的散文，引发了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文化视角对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以崭新的范例拓宽了当代散文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散文审美形态，使散文的河流改变了流向，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个体意识的抒发到到整体精神的张扬。在历史与现实、现实与理想间，他纵横驰骋，用散文的语言诠释深奥的道理，把理性的议论和诗性的抒情交融在一起，字里行间充溢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栩栩如生的江山人物穿越浩瀚时空，唤醒了人们的文化意识，并对读者起到了思想的浸润作用。这就表明，余秋雨的作品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即使他身上的浮躁，也是当代文人特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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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特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出现了散文热，涌现出许多作家和他们的新作。其中有一位作家，其作品掀起了全国性的新散文写作潮流，同时引起了文学界褒贬不一的议论。他就是余秋雨，其作品将散文艺术有机的融合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史学当中，深入浅出的将深奥的历史文化展现于世人，表现出了一种历史浓郁的厚重感与沧桑感。以其独特的审美取向、文化取向、语言取向和价值取向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独步文坛。本文结合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及其部分作品，就其体裁、文化意识、语言、表现形式等四方面探讨其散文创作的艺术特点。

浅析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特点

著名的作家余秋雨出身学者，并且具有非常丰富的游历经验，他的足迹遍布华夏的大地，并且还走遍了欧亚的大陆。他写的散文主要依托于游记，有叙事有写景，并且把文化与历史渗透其中，将现代与传统进行了整合，不但蕴涵了丰富的情感，而且还充满理性，借助于山水风物对民族的文化进行探求，把深厚的文化底蕴充分地表现出来。余秋雨运用华丽的语言、优美的风光、非常生动的故事以及充满风趣的议论把厚重的历史包装了起来，成为销售量最大的文化食品，受到文学界的一致好评，并且深受人们喜爱。余秋雨的每一首散文都有各自独特的特点，其中都有很多创新的路子，给当代散文的创作作品带来很大的影响。

第一，我们国家的历史主题都非常鲜明，余秋雨的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主题鲜明，无论是我们国家的历史，还是文化的追溯，主题都非常的鲜明，他的散文创造性非常强，并且把历史与文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把对文化那些沉重的反思与文化古迹的沧桑以及山水的艺术融合起来，例如余秋雨开始在甘肃就创作出文化苦旅-莫高窟、文化苦旅-道士塔、文化苦旅-阳前雪，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余秋雨对文化、历史、人物以及山水的反思，以及所表达的文化感受，包括他对我们国家传统历史以及文化的一些思考。所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不但是鲜的，而且也是活的，并且深深的扎根在人们的心里。

第二，文化的内涵非常的深刻，通过余秋雨的众多的散文，可以看出他思考了几大文明，虽然没有超出众多的哲人的思考，但是，他用自己的笔传达着自己的思考，文明是怎样衰落的，文明是否能够重新更生，我们又应该怎样面对自己的文明，我们中华文明是怎样对别的文明进行参考的等等，余秋雨接触的人格、文化、民族、历史以及文明等主题，在现代的社会里都是需要重新建设、重新神视的，余秋雨在这样重建与审视中运用散文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期待建立的文化人格更加健全。

第三，“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这是散文创作所极力追求的，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典范。从“形散”一面说，余秋雨的散文想象丰富、说理畅达、冲谈平和，这些因素构成放纵的张力，使他的笔如同奔马，纵横驰骋，叙事、联想显得自由自在、游刃有余，表现出情溢于言，理胜于辞的文章气势;从“神聚”一面说，他的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总是贯串着在低徊、感伤的历史氛围中。在题材的剪裁、缝合和表现主题的过程中，散文的线索成为内在的凝聚力，使叙事、写景、议论和一切知识性材料，时时、处处都紧扣住说理或抒情的“中心”，散而归一，杂而不乱，形散而神不散。在他的每一篇散文中，都叙述着鲜为人知的掌故、轶闻、趣事、传说、故事以及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这些丰富的历史知识，有助于思想的敏捷，想象的翱翔，以及作品内容的深厚和境界的开拓，同时又在大的背景里把主题收束在历史范围内。第四，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余秋雨的叙述风格具有一种诗意，通过对议论、描写以及抒情等各种表达的方式的综合运用进行创作，除此之外，还运用了戏剧笔法、小说笔法以及故事的传奇等手法，这些写作的手法对于主题的烘托都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他的散文不但好读，而且又非常的耐读。例如在《文化苦旅·三峡》中，用的是全景描绘法，从白帝城开头，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一一道来，重笔渲染神女峰，轻轻带过王昭君家乡和屈原故里，让读者对三峡有个全景的感观。

余秋雨创作的每一篇散文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销量迅速上涨，并且引来了很多的评论，在文坛中形成一种在文化方面有着独特特点的现象，他的散文为何会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又为何会招来很多的非议，从文字的角度来看，进行正面与反面的'经验分享，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首先来看一下他的散文到底是哪里与众不同，因为有很多人都喜欢文学，尤其是青年的学子们，要想这个谜团得到解决，就要逐层的深入，那么先来看首层就是关于他的内容与选材，一部能够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选材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因为一部陌生的作品要引起读者的关注，第一步就是要看他的内容。余秋雨的散文，表面上看上去都是山水游记，出发点是作者亲自经历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例如西湖梦就是通过西湖来对对象进行感叹，我们先不说他的感想怎样，仅仅山水这一方面就能吸引很多读者的目光，大家可以想想，世界这么大，人生又是这么短暂，世界上那么多的名胜古迹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亲临游览的，所以，虽然我们不能前往，但是心可以向往，通过阅读名人的游记就可以使这样的遗憾得到弥补，并且，这是一条很好的捷径。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总结出，余秋雨的文学散文，已经不再是单纯一种的文学，它已经走向了文化的领域。他的散文在当代的散文领域中不断得到拓宽，在审美形态方面得到不断的创造，在散文的河流中改变了它流动的方向，他的散文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深刻的思考着人文的精神，寻找着意味中的世界，考察并构建起民族文化的人才，追求着现实的文学以及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他的思想在不断地变化，他的作品在不断地创新，他的情感与智慧在不断地与文学作品融合在一起，才成就了具有历史性的文化散文。另外，他的许多散文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着当代人文的精神，他是历史与人民群众间的一座桥梁，把历史与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他的作品可以把我国深沉的历史文化推向民间，并且推向全社会。

余秋雨散文

莫高窟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我去时，有几座已经坍弛，还没有修复。只见塔心是一个木桩，塔身全是黄土，垒在青砖基座上。夕陽西下，朔风凛列，整的塔群十分凄凉。

有一座塔，显得比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王圆箓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见到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在甘肃当过兵，后来为了谋生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为主，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当家?中国的民间信仰本来就是羼杂互溶的，王圆箓几乎是个文盲，对道教并不专精，对佛教也不抵拒，却会主持宗教仪式，又会化缘募款，由他来管管这一片冷窟荒庙，也算正常。

但是，世间很多看起来很正常的现象常常掩盖着一个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惊人蕴藏，使王圆箓这个守护者与守护对象之间产生了文化等级上的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读到潘絜兹先生和其他敦煌学专家写的一些书，其中记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经常出去化缘，得到一些钱后，就找来一些很不高明的当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画刷白，再抡起铁锤把塑像打毁，用泥巴堆起的灵官之类，因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这里毕竟是佛教场所，于是再让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墙壁刷白，绘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故事。他四处打量，觉得一个个洞窟太憋气了，便要工匠们把它们打通，大片的壁画很快灰飞烟灭成了走道。做完这些事，他又去化缘，准备继续刷，继续砸，继续堆，继续画。

这些记述的语气都很平静，但我每次读到，脑海里也总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些草刷和铁锺。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二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从一个姓杨的帮工那里得知，一处洞窟的墙壁里面好像是空的，里边可能还隐藏着一个洞穴。两人挖开一看，嗬，果然一个满满实实的藏经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因此，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实际地位已经直窜而上，比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遗迹博物馆馆长还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随手拿了几个经卷到知县那里鉴定，知县又拿给其他官员看。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点轻重，建议运到省城，却又心疼运费，便要求原地封存。在这个过程中，消息已经传开，有些经卷已经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国人士的注意。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着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这个态势，与它们瓜分整个中国的企图紧紧相连。因此，我们应该稍稍离开莫高窟一会儿，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几天之前，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团又一次集体向清朝的政府递交照会，要求严惩义和团。恰恰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当天，列强决定联合出兵。这就是后来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终又迫使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也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赔偿一两白银的“八国联军”。

时间，怎么会这么巧呢?

好像是，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里一作出进攻中国的决定，立即刺痛了一个庞大机体的神经系统，西北沙漠中一个洞穴的门刹时打开了。

更巧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甲骨文也被发现了。

我想，藏经洞与甲骨文一样，最能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须猛然出现在这个民族几乎完全失去自信的时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种伟大的巧合。

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不能像解读甲骨文一样解读藏经洞了，因为那里的经卷的所有权，已经被悄悄地转移。

三

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莫高窟里三个男人的见面。

第一个就是主人王圆箓，不多说了。

第二个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刻受印度zheng府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他博学、刻苦、机敏、能干，在考古专业水准上堪称世界一流，却又具有一个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个人，翻译蒋孝琬。

蒋孝琬长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阴人。这个人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买办”群体中的一个。这个群体在沟通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煎熬，又两面不讨好。我一直建议艺术家们在表现中国近代题材的时候不要放过了这种桥梁式的悲剧性典范。但是，蒋孝琬好像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他几乎没有任何心灵煎熬。

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时，发现聚集在那里的外国考古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中国学者一到关键时刻，例如在关及文物所有权的当口上，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但是，蒋孝琬完全不是这样，那些外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从喀什到敦煌的漫长路途上，蒋孝琬一直在给斯坦因讲述中国官场和中国民间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觉得比再读几个学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联络、刺探、劝说王圆箓的事，都是蒋孝琬在做。

王圆箓从一开始就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躲闪、拒绝的态度。蒋孝琬蒙骗他说，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还愿意付一些钱。王圆箓像很多中国平民一样，对《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故事既熟悉又崇拜，听蒋孝琬绘声绘色地一说，又看到斯坦因神情庄严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动。因此，当蒋孝琬提出要先“借”几个“样本”看看，王圆篆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终于还是塞给他几个经卷。

于是，又是蒋孝琬，连夜挑灯研读那个几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的译本。这几个经卷，明明是王圆箓随手取的，居然果真与玄奘有关，王圆箓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听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门，向斯坦因打开了。

当然，此后在经卷堆里逐页翻阅选择的，也是蒋孝琬，因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蒋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破读，因为这毕竟是千年文物与能够读懂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实证明，蒋孝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不浅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圆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着。睡着的两方都不懂得这一堆堆纸页上的内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断。

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其他列强的冒险家们也纷纷踏来，满载而去。

有一天王圆箓觉得斯坦因实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经洞。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蒋孝琬谈判的结果，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立即赞扬他，这是又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

由此我想，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个男人，我们还应该多看几眼。前面两个一直遭世人非议，而最后一个总是被轻轻放过。

比蒋孝琬更让我吃惊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有一些评论者一再宣称，斯坦因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是正大光明的事业，而像我这样耿耿于怀，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是“正大光明”吗?请看斯坦因自己的回忆：

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从这种神态动作，你还看不出他们在做什么吗?

四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栓上三匹马来拉。

斯坦因向他招过手，抬起头来看看天色。

一位年轻诗人写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轻诗人的诗，他叫李晓桦，是写给下令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我可以不带剑，甚至也不骑马，只是伸出双手做出阻拦的动作，站在沙漠中间，站在他们车队的正对面。

满脸堆笑地走上前来的，一定是蒋孝琬。我扭头不理他，只是直视着斯坦因，要与他辩论。

我相信，也会有一种可能，尽管机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逻辑终于压倒了斯坦因，于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送缴京城。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细挑精选，择优盗取，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还是让他拉到伦敦的博物馆里去吧。但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难处，一次次回头看我。

我假装没有看见，只用眼角默送他和蒋孝琬慢慢远去，终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过身来。

长长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嚎叫。本文来自织梦。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八十二岁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去世。

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中国，又一次在生死关头被他人认知，也被自己认知。

第二天，也就是斯坦因去世的那一天，伦敦举行“中国日”活动。博物馆里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热烈关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国历史学会在重庆成立。

我知道处于弥留之际的斯坦因不可能听到这两个消息。

有一件小事让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铭文：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

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

学者，探险家兼作家。

通过极为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扩展了知识领域。

他平生带给西方世界最大的轰动是敦煌藏经洞，为什么在墓碑铭文里故意回避了，只提“中国新疆”?敦煌并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肃。

我约略知道此间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为，已经受到文明世界越来越严厉的谴责。

他被安葬在喀布尔郊区的一个外国基督教徒公墓里，但他的灵魂又怎么能安定下来?直到今天，这里还备受着贫困、战乱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包围。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极端主义，正好与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对立。小小的墓园，是那样孤独、荒凉和脆弱。

我想，他的灵魂最渴望的，是找一个黄昏，一个与他赶着车队离开时一样的黄昏，再潜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黄昏，那么，他见了那座道士塔，会与王圆箓说什么呢?

我想，王圆箓不会向他抱怨什么，却会在他面前稍稍显得有点趾高气扬。因为道士塔前，天天游人如潮，虽然谁也没有投来过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远阒寂无人。

至于另一个男人，那个蒋孝琬的坟墓在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诉我吗?

浅析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特点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秋雨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余秋雨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读者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散文小说化。余秋雨有意识地将他的散文与小说以最好的形式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有利于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人读懂、接受、喜欢。其散文小说化艺术形态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注重故事情节的构建;二是历史现场还原式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余秋雨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散文创作规范，而采用了虚拟性的小说手法，发挥了合理的.想象，把抽象概念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

余秋雨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余秋雨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余秋雨娴熟地运用了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还采用了小说笔法、戏剧的笔法、镜头特写等多种手法，这对于烘托主题，使文章内涵更深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语言宏大、取材广泛，写法自由，文情并茂。《文化苦旅》共有31篇，以《都江堰》最短，也有3500余字，而压卷之作《江南小镇》有9000余字。长篇散文能吞吐古今，驰骋中外，具有黄钟大吕的磅礴气势，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描写、记叙、抒情与议论水乳交融，充满睿智与情趣，富含哲理。余秋雨散文的核心表达方式是议论，但又多与抒情融合，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最具特色和魅力的地方正是来自这种用抒情笔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议论。

浅谈余秋雨的散文特点浅谈余秋雨散文的艺术与美学特色前言

和思想内蕴的极致，这是他文章的精华和气脉所在，也是始终令人动情、沉思、惊觉的根源。

同时余秋雨又是一个争议最多的作家，可以说在全国出现了一种“余秋雨现象”。近年来，他受到批评也是空前的，有从质问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有人评说余秋雨的散文程式化，虚假化；有人抨击余秋雨好为人师，处处以学者、导师身份说教。如今，余秋雨已辍笔散文创作。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从其散文创作脱颖而出的道路中，对散文文体探索与尝试上所体现的创新意义出发，感受其作品对文化所体现的积极意义，领略他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综观余秋雨散文，我认为余秋雨散文创作的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突破传统体裁模式文学体裁往往是在作品产生后，人为的硬性规定的结果。

然而，余秋雨对于散文传统模式有了较大的突破与创新，为散文创新开辟了新道路，拓展了新领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篇幅宏大。古典散文等同于“小品文”，即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以小见大”是它在选材立意上的基本原则，形成了简约的审美规范。读余秋雨散文的给人的感觉就是磅礴大气、容纳古今、气象万千的鸿篇巨制。《文化苦旅》31篇中，以都江堰最短，也有3500余字，《风雨天一阁》有16000余字。《遥远的绝响》14000余字、《苏东坡突围》有10700余字、《一个王朝的背影》近13012余字，连《柳侯祠》最短，也有2800余字，这些篇目的特点是字数多、容量大、历时长。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吞吐古今、驰骋万里，仿佛他作品里的“三叠泉”，裹挟着自然的冲击力，雷霆海啸般翻卷而来，带给人审美的强烈震撼，仿佛长河落日的圆融气派，又仿佛黄钟大吕的磅礴气势，令人荡气回肠，从精神上为之一振。其实，长篇散文的出现是散文发展的必然趋势，篇幅短小的文体规范极大地制约了散文的表现内容，使许多过程长的、容量大的、情节复杂的重大题材被排斥在外。林语堂曾指出：好散文必须具有容纳充分发挥才能的篇幅和轮廓，必须改变迫于生产力落后而形成的简约、削足适履的'旧观念。可见，余秋雨散文的出现迎合了散文的发展趋势。

的流变）、科考（十万进士品说科举制度的利弊）、旅游（品味山水风光的内涵），几乎无所不包。古今中外，天马行空，丝毫没有没有时空的限制。从地域看，余不仅走篇了中华大地，而且游历了欧亚大陆，长江黄河三山五岳都被他调遣，关山大漠名胜古迹都任他叙说。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文艺复兴的故乡都进入了他的笔端。从时间讲，他喜欢穷本溯源，莫高窟壁画，都江堰水利，天一阁藏书，三峡风光都是从古到今，洋洋洒洒，尉为大观。

二、强大深厚的文化意识。

1、以独特的视角探索文化。

纵观其散文，可以说，他似乎在于历史的对话与共鸣间，自觉地将学者的文化意识，富之于笔端，在山水古迹间找到了自己情感的契合点，以开阔的思路，品评历史精魂，让文化之风拂过读者的心灵，激起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思索。

2、关注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

余秋雨清楚的知道，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承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风雨天一阁》中，他写道：“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他呼唤建立健全的人格，而这一呼唤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未尝不具有深意。在《西湖梦》中，作者以一个“介入型”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使命感，委婉地批判了“不能把那种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的知识分子，充满了当代知识分子入世的精神，敢想敢为的作风。

在余秋雨的笔下，还闪现出一大批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苏东坡、范仲淹、柳宗元等。他们都是才华横溢而又命运多蹇的人，他们因富有才华和个性而不容于朝廷，受到小人的诋毁，他们的生命力受到挤压和摧残。但是，无论他们处在怎样的险恶条件之下，都有不变的文化良知。恶劣的环境没有折服他们，相反，反而磨练了他们的意志，激发他们更大的智慧。作者通过对传统文人的悲剧性命运的展示，使人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文明史是一部苦难深重的文明史，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和专制制度及愚昧野蛮不断进行抗争的搏斗史。

三、极致的语言表现力语言是文章的载体，最能体现作者的文学功底，表现作者的文风和个性。

余秋雨的散文语言表现为华丽典雅、重视色彩、旁征博引，叙述、议论、描写融会贯通，充溢着一种贵族气质。如《阳关雪》中对古战场的描写：“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土，又一阵烟土，都飘散远去。”整齐的句式，严谨的句子，生动的描写，使人如临其境。尤其是引用了王维的诗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人仿佛看到唐人风范，沉思历史的沧桑。在《三峡》中引用了余光中的《寻李白》“酒入愁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写出了李白的诗情，也写出了李白的人格。《苏东坡突围》一文的语言更是典雅绮丽，文中引用了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写尽了东坡真正精神上的孤独。尤其是结尾对成熟的论述更高一筹：“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生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余秋雨在修辞运用上更是得心应手，比喻、夸张、拟人、借代、排比、设问、反问等无处不在，极大地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用得最多的是排比，“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这里的小食太甜，这里的女人太俏，这里的茶馆太多，这里的书肆太密，这里的书法过于流丽，这里的绘画不够苍凉遒劲，这里的诗歌缺泛易水壮士低哑的喉音。”（白发苏州）用一串排比形象地表现了苏州的风俗和历史。像这种排比句在每篇文章中都有，有如长洪大波，山崩海啸，气势宏大，极富感染力。余的语言也有平实朴素的一面，如在《家在龙华》描写好友用了“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但同样感人。

应当说，作为一名大文化散文的写作者，余秋雨的散文语言别有意味，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语言言简意赅，字约意丰，并且非常注重语句之间的抑扬顿挫、音节上的铿锵悦耳，具有声音美、意象美以及句法美，从简单又简约的普通文字中发掘出他人所无可比拟的独到品质，构造他特有的语言品位。

四、散文小说化。

余秋雨文化散文还有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散文的小说化艺术形式，有意识地将他的散文与小说以最好的形式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散文小说化艺术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小说与散文的相互融合。

余秋雨文化散文具有小说的四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把散文与小说的特点相结合，注重故事情节的塑造，有连续性、完整性、生动性的特点。而传统散文为了体现主题只是截取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一场景，用以凸现主题。如《风雨天一阁》给我们讲述了天一阁作为文化象征传承流转的整个过程。如创始人范钦在为官生涯中如何费尽心力地收集书籍孤本，对于天一阁的文化传承如何处心积虑，清代姑娘钱绣芸为了自己的文化渴求如何嫁到范家；而同时对范钦的健全的文化良知、天一阁对《四库全书》编纂的历史贡献，以及民国初年遭到盗毁的打击等等进行了具体描述。对于故事的完整性、生动性的情节塑造，非常到位。特别是生动的细节描写：“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这些小说的表现形式：如倒叙式、细节性描写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转换，悬念设置等，使散文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

2、还原似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

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如《阳关雪》中，描写王维“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我们都没有身临其景，都不知道王维的友人是否帮他打点行李，也不知道他是否“瞟了一眼”，是否“微笑着”，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渲染了朋友离别的气氛，呈现给我们一个具体而生动的画面，让我们更加容易理解王维当时的心境，更能够体会作者的情感。作者就是通过合理的想象，让历史再现，让人如身临其境。

结论。

余秋雨的散文，引发了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文化视角对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以崭新的范例拓宽了当代散文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散文审美形态，使散文的河流改变了流向，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个体意识的抒发到到整体精神的张扬。在历史与现实、现实与理想间，他纵横驰骋，用散文的语言诠释深奥的道理，把理性的议论和诗性的抒情交融在一起，字里行间充溢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栩栩如生的江山人物穿越浩瀚时空，唤醒了人们的文化意识，并对读者起到了思想的浸润作用。这就表明，余秋雨的作品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即使他身上的浮躁，也是当代文人特征的体现。

余秋雨文化散文的艺术特点

余秋雨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散文学家之一，他开创了文化散文的先河。

上个纪末，中国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追求经济利益几乎成了社会的主流，在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文化似乎在逐渐被荒芜。对文化潜存的爱与需求，使得社会在寻求一种精神上的依靠，余秋雨的散文就在此时适时而出，成为社会的“心灵鸡汤”，余秋雨的散文不仅风靡国内，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广大华人读者所喜爱。

一、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在余秋雨的散文中，一直都在苦苦的追索、思考与反问历史文化。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文明，也有过一百多年被屈辱与侵略的经历，这些都构成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历史沉淀。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历史文化的支撑，传统的文化是孕育现代人文精神的摇篮。过多的利益追求，使社会躁动不安，文化的荒芜使得人们的心无处可安。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余秋雨痛心于当今学子对于民族历史知识的欠缺与对传统人文文化的欠缺。同时，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学术功底的学者，一种使命感又使得他开始思索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文精神的关系，于是，他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文化“反刍”，用一种自由的随笔把沉重的历史做了一番新的阐释。

余秋雨的散文涉及到诸多的重大历史话题，也涉及到时代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更涉及到历史文化与当前文化冲突的种种现象，其涉及面之广，探索度之深，在我国当代散文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余秋雨的散文大多以历史景观为题，他试图通过对文化的“反刍”来与历史对话，探索这些历史景观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求得与历史共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的较深脚印所在，说明我的心底的山水，并不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为探求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点，他开始了《文化苦旅》，西探甘肃敦煌，访遍大江南北，甚至奔波海外，以一腔热血、满怀深情，试图将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融汇到那一管笔端，他把沉重的历史反思与秀丽的自然山水融合;将沉重的历史话题用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更确切的说，他在表达的是自己的生命情感。如在《道士塔》中，面对着珍贵的历史文物被洗劫一空，民族瑰宝遭到毁灭性破坏，他心痛欲绝：“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这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面对着麻木的道士，余秋雨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又“怒其不争”。在《千年庭院》中，他在阐释当今中国教育现象时，更多的是表达了一个教师的无奈心境。在他的文章中，无一不表现出一种对历史、文化以及人文景观深刻反思后的精神感受，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期盼。

二、生命感悟与理性思考的交融。

余秋雨的散文，有其独到的目光与写作手法，这与他深厚的文化功底以及深切的文化使命感有非常大的关系。他的散文，已经不仅仅是文学范畴中的散文，无论是《千年一叹》中对四大文明发源地的探索，还是在《行者无疆》中感叹于“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成熟，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文明、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余秋雨所思考的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之所以得以一脉延续、中国的文化发展又将何去何从等问题。在这两部散文中，他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感悟，而在感慨之余，又不缺理性的思考。

他在深入到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探访，他已经摆脱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坐在书斋里做学问的局限，而是真确的去感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生命的挑战，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突破，也是在文化探索中的一种升华。在数月间，他经历了多数知识分子所没能体验的各种心智与体力上的考验，也由此生发出别人所无法感受到的生命感悟。更为可贵的是，他没有局限于传统文人的矫情抒发，而是进一步在精神上升华，将对生命的思索凝聚成一种理性的思考。他在思索、在追问，人类的文明为什么会衰落?是否能够重获新生?欧洲文明为何发达?中华文明如何才能强盛?我们的文明发展需要做些什么?应该说，余秋雨的散文不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时这个声音也正好唤醒了社会对文化与文明的思考，从而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因此他的散文才如此受欢迎。

在中国时代大转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很多中国人都处在一种失衡的状态中，多数人在追求经济发展与获取金钱的同时，也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因此只有依靠金钱来确定自己的价值，用财富来定位自己的人生，文化之于他们来说犹如荒漠里的甘泉，求之不易，于是他们身处于社会之中而无法获得身心的平衡。余秋雨的散文，给予这些饥渴的心灵最好的甘泉，可以说正好填补了当今社会的部分文化空缺心理，满足社会上的情感追求，引发生命感悟的共鸣，同时又引导社会理性思考文化、人文、文明等问题。

题材“形散”而“神”不散。

余秋里的散文，题材非常广泛，从人文历史到地理文化，他的笔下时而万马奔腾、纵横驰骋;时而如山涧溪流，清澈而婉转;时而又宛如大海，表面上看似波澜不动而蕴含着滚滚的激情。他的散文说理畅达、理性平和，更多的是表达了一位文人的人文情怀，而没有偏激思想。无论是叙事还是联想，他的思维似乎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显得那么游刃有余，然而其情感表达中，更多的是理胜于辞的气势。无论是在历史中低徊，还是在历史中感伤，他都能通过对题材的裁剪与缝合，最终凝成散文的凝聚力，表现出主题的中心思想。余秋雨的散文，很多看似随意的叙事、写景，或是随性的议论与评议，事实上所有的文字都紧扣着中心主题，而说理、抒情，看似杂却不乱，看似散而最终归一，文章形散而神不散。

四、结语。

余秋雨的散文大都语言雅致，在抒情中叙述着历史的故事，在叙述中感悟着生命的哲理;在优美的文字中表达对生命的体验，在练达的语句中感悟人生哲理。他的散文既有诗的美感，又有论文的严谨。在深入浅出中对世事进行论述，在如诗般的语言中阐述事理，文章自然而优美，读起来非常亲切，这也应该是余秋雨散文的魅力所在。

余秋雨散文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

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

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游。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

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

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

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

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

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

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

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

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

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

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

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

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

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

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

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

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

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

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

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

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

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

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

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

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

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

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

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

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

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

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

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

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

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

就像于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

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

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

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20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已有树影。

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

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意多，开始有房舍出现。

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

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

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

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

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

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

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

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

余秋雨散文赏析余秋雨精美散文

雪，是雨所凝而成，是雨的精魂。然而，暖国的雨虽然自由活泼，却“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鲁迅先生写雪，别开生面，起笔有意发问，并且由此通贯全篇：一是把“雨”和“雪”作对比，藉以引出下文的“江南的雪”;二是将具有冰冷、坚硬、灿烂雪花的“朔方的雪”联系起来，为结尾用“雨”收束全文布下伏线。

作者把这幅江南雪景图描绘得有声有色，声色和谐;有动有静，动静相衬。但还不够，还须用工笔重彩画上美好纯真的童年生活的一幕，孩子们多么的天真烂漫，何等的聪颖伶俐!这才是江南雪野上绽开的真正的春花啊!

接着，作者笔峰一转，又推出一幅更引人注目的“朔方雪景图”。北国风光，雄伟壮丽，那冰冷的坚硬的“朔方的雪”与“江南的雪”截然不同，它的特质和形状是“如粉，如沙”，“决不粘连”，持久地不融化。因此，它能以巨大的旋风为动力而“蓬勃地奋飞”，能在阳光中“灿灿地生光”。面对着漫天飞腾的朔雪造就的“无边的旷野”、“凛冽的天宇”，作者着力从三度空间进行立体描绘，以突出飞腾的朔雪那种撼天动地、锐不可挡的气势。作者置身于这朔雪飞腾的宏伟壮观中，禁不住感情汹涌，思绪驰骋。他凝视着“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雪花，联想到它就是“雨的精魂”。

然而，由于“雨的精魂”毕竟是处在寒冷的朔方，它冷落地“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那是孤独的雪”;它没有了暖国的雨的自由活泼，“是死掉的雨”，透出了孤寂凄凉之感。至此，“朔方的雪”亦有“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的问题了。

读罢全文，掩卷细思，暖国的雨、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区别不过是各有各的“幸”与“不幸”而已，正如人生的“幸”与“不幸”的钟摆永远在两极摇晃一样。苏联作家巴甫柯夫说：“幸福是不可捉摸的。你从来不知道，它是不是存在。要考查你是不是幸福，只有去看看你周围的人。”

余秋雨散文《上海人》余秋雨散文原文

近来有幸看到了余秋雨的《上海人》。觉得我们真的不应该用一连串的贬义词来评价他们。什么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说句内心话，对于上海人我们还是要抱以同情与宽容。难道他们就没有我们中国人值得称赞和值得自豪的事情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事物的存在必有它的道理。

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这个妇女确实令人讨厌。瞧比起外地人，这真的不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难道大家都不是中国人吗？难道我们中华民族过去所受的苦还不够多吗？难道还想在窝里斗个你死我活？我们也站在大多数上海人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你们这些外地人抢我地方夺我田！你们这些外地人占我岗位挤我路！你们这些外地人赚了我们的钱还说我们穷！你们这些外地人讨厌我们还又来烦我们！这就是上海人与外地人的对立面！外地人认为自己在上海自己属于弱势群体。而上海人认为自己又是一种有苦说不出的弱势群体。所以产生了双方的矛盾与对立！当然也又统一面了。都是中国人，同属华夏文明。上海经济的发展谁也离不开谁，外地人离开了上海，上海人活不了，上海离开了外地人，上海人也活不了。

难道我们就这样把对那妇女的恨都纠结到“上海人”身上。这样未免太草率。对上海人未免太不公了。几十年前来自农村的社会改革使很多骄傲的上海人离开了上海。他们带着社会历史使命感来到祖国大地的各处。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他们大多数无怨无悔，这其中他们的心酸现在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又有多少外地人会去了解。对于这些人我们给予的应该是无限的赞美。可那时也有好多祖国各地的人来到了上海。我们现在敢肯定那妇女就是地地道道的老上海人的后代吗？大多数真正的上海人是郊区的淳朴的农民。仔细想来我们把罪恶的帽子扣在了“上海人”身上，其实我们本身就是罪恶的。其实我不是说城里的上海人就不是上海人了，我只是为骄傲的上海人说句公道话。

我称他们为“骄傲的上海人”不是去讽刺他们。而是他们是有理由有根据去骄傲的。革命年代有多少革命先驱得到了上海的庇护，中国经济少不了上海的贡献，中国文化更少不了上海的雍容大度，曾经上海对于中国承载了多少苦难！英租界，法租界，得租界，对于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封闭的古老文明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践踏，而上海人默默的承担了下来！这种突然的中西文化的融合使得上海文化与中华文化产生了最初的格格不入。

听人说上海人小市民多，好像大家都有点瞧不起上海人。对于我来说这很有悲剧性色彩。曾经的曾经是谁替上海以外的淳朴农民顶着帝国主义的子弹过日子。帝国主义的枪炮首先要对付的就是繁华的上海，当然上海的抵抗离不开上海以外的人，但受伤最深的还是上海人。久而久之养成了现在这种胆子小缺少冒险精神的习惯。也许是因为受的伤太深了，一时还缓不过来。但是上海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给点时间，他们会缓过来的。

上海人的精明还没有得到祖先徐光启的真传，也许真传流失了，但中国传统文化就教育人们不要忘本。给点时间上海人啊！他们会活出个人样的。

余秋雨散文雪余秋雨雪的散文

余秋雨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散文学家之一,他开创了文化散文的先河,以一介文人的文化使命感,通过笔端优美的文字,追索、思考人类历史文化，给大家分享了散文《雪》，欢迎借鉴！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唏嘘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余秋雨散文《上海人》余秋雨散文原文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着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x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n、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我安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

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着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我安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滤;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本来，中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上海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上海人的这种素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中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找不到多少历险家，却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职员。

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做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余秋雨散文雪余秋雨雪的散文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唏嘘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曾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荣誉院长，国际知名的学者和作家。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12月15日，“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余秋雨以140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首富宝座，引发广泛关注。现任《书城》杂志荣誉主编。

【赏析】。

雪，是雨所凝而成，是雨的精魂。然而，暖国的雨虽然自由活泼，却“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鲁迅先生写雪，别开生面，起笔有意发问，并且由此通贯全篇：一是把“雨”和“雪”作对比，藉以引出下文的“江南的雪”;二是将具有冰冷、坚硬、灿烂雪花的“朔方的雪”联系起来，为结尾用“雨”收束全文布下伏线。

作者把这幅江南雪景图描绘得有声有色，声色和谐;有动有静，动静相衬。但还不够，还须用工笔重彩画上美好纯真的童年生活的一幕，孩子们多么的天真烂漫，何等的聪颖伶俐!这才是江南雪野上绽开的真正的春花啊!

接着，作者笔峰一转，又推出一幅更引人注目的“朔方雪景图”。北国风光，雄伟壮丽，那冰冷的坚硬的“朔方的雪”与“江南的雪”截然不同，它的特质和形状是“如粉，如沙”，“决不粘连”，持久地不融化。因此，它能以巨大的旋风为动力而“蓬勃地奋飞”，能在阳光中“灿灿地生光”。面对着漫天飞腾的朔雪造就的“无边的旷野”、“凛冽的天宇”，作者着力从三度空间进行立体描绘，以突出飞腾的朔雪那种撼天动地、锐不可挡的气势。作者置身于这朔雪飞腾的宏伟壮观中，禁不住感情汹涌，思绪驰骋。他凝视着“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雪花，联想到它就是“雨的精魂”。

然而，由于“雨的精魂”毕竟是处在寒冷的朔方，它冷落地“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那是孤独的雪”;它没有了暖国的雨的自由活泼，“是死掉的雨”，透出了孤寂凄凉之感。至此，“朔方的雪”亦有“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的问题了。

读罢全文，掩卷细思，暖国的雨、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区别不过是各有各的“幸”与“不幸”而已，正如人生的“幸”与“不幸”的钟摆永远在两极摇晃一样。苏联作家巴甫柯夫说：“幸福是不可捉摸的。你从来不知道，它是不是存在。要考查你是不是幸福，只有去看看你周围的人。”

余秋雨散文雪余秋雨雪的散文

（一）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二）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三）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余娴熟地运用了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还采用了小说笔法、戏剧的笔法、镜头特写等多种手法，这对于烘托主题，使文章内涵更深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